第53章 惊魂初定(4)

　　晚上，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于是以美日联盟对付中苏同盟的局面开始形成。联军对日占领，也随之而解除。日本开始以一个独立国家，又回到国际社会，遂迅速发展和强大起来。日本国会于1951年11月26日最后通过“金山和约”。对此，台湾当局声明三项原则：（一）中华民国必须维持与对日作战各盟国平等的地位。（二）中、日双边和约，应与金山和约内容大体相同。（三）日本必须承认中华民国对中国全部领土的主权。蒋氏终于按美国的导演扮演角色，单独对日媾和，只是不断地祈求与各盟国地位平等而已。

　　但日本政府对与蒋单独媾和，出于自身利益，又顾虑重重，犹豫不决。日本官房长官冈奇胜男，于10月25日对董显光讲明了日本政府对单独与蒋媾和的忧虑。他说：“我国深恐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后，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又说：“俟我国独立自主后，自将充分研究于何时与中国政府签约。我国固极敬重贵国政府，所借者目前领土仅台湾耳。”日首相吉田茂态度也不积极。他于10月29日在国会条约委员会上发言时，说：“如果中共要我国在|二海设置驻外事务所，则为了通商，我们可以设置。”次日（30日）又于答复羽仁五郎质询时表示：“日本现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关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吉田茂在美国金山会议上，大唱反共反华滥调，以博美国好感。但一回国，他就变了调子，自主外交，表示不事事跟在美国屁股之后，对美开始表现出离心力。

　　31日，蒋之外交部长叶公超约见美国驻华代办兰钦，对他提出警告，谓“吉田的言词已构成对自由世界的一项挑衅行为，美国使日本立于自由阵线，竭力设法使中、日间早日媾和，但如任吉田长此以往，旧金山和约业已完全失败。”兰钦则答称马上报告美国政府，并以副本送东京。美国于11月5日答复，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拢关系之任何企图”，并反对日本政府与中共之间交换海外代表。又于12月10日派特使杜勒斯赴日，与吉田茂会谈。12月24日，吉田便完全改变态度，写信致杜勒斯，表示准备与“中华民国政府”缔结和约。美国终于迫日本就范。这是蒋介石的一个小小胜利。

　　英国再于1952年1月5日表示反对日本承认“中华民国”。但美国态度坚决不变，英国也就无话再说。1月30日，日本政府即派河田烈为首席全权代表赴台。台湾当局任叶公超为“全权代表”。双方会谈于2月20日开始，到4月28日，在台北签约。日本第一任“大使”于8月9日派驻台北。七天后董显光任“驻日大使”。双方“建交”。

　　但日本为自身利益计，决不会“忠于”蒋介石和美国，而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往的。自1949年底，日本即在盟军总部允许下，开始和中国大陆接触。1952年4月，日本正式恢复独立后更进一步开展积极活动。4月22日，成立“口中贸易促进会”。继而有左派社会党人帆足计等三人乘出国开会之便，自莫斯科秘密来北京，6月1日在北京签订了三千万英镑的“第一次中日贸易协定”。10月29日，签订了“第二次日中贸易协定”，数目与第一次相等。在蒋的牢骚影响下反华人物岸信介开始加强对蒋的关系。同时，蒋也派其“立法院院长”张道藩访日。日众议院议长石井充次郎又于8月访台。议决成立“中日合作策进会”。1957年6月2日，岸信介首相访台，对蒋声明，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决定亚洲政策方面，尊重中华民国意见”。但岸信介为其本国商界的利益，力图说服蒋氏同意民间对大陆的贸易关系。他在台北士林官邸对蒋委婉劝说如下（由张群任翻译）：

　　“日本对中国之观念渊源甚深，中国有五千年之历史，中、口有两千年之关系，故日本人一谈到中国，即有十分亲切之感，初未计及思想问题。因之日本谈到对中国大陆贸易，尤其以大阪为中心之中小企业，只要大陆有生意可作，即群趋若鹜。故现在日本政治上决定不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亦不在联合国内对中共作何帮助，但对于日本人民断绝与大陆来往，不做贸易，在理论上固可如此说法，而事实上绝不可能。此点希望予以谅解。”

　　蒋见此状，也不再坚持以往要日本民间不与大陆通商的作法。他说：“顷谈日本对大陆贸易，也是现实的问题，我保留置评。”但是他又警告岸信介，说中共渗透力最的厉害、叫他紧防，不能让中共在日设立什么机构。他说：“如日本容许共党在日设立贸易代表机构，任其公开活动，则共党在日有此渗透活动之凭藉，阻碍日本反共政策之实行，其害甚大。故余以为贵国对于共党的此此种要求，决不能予以许可”

　　接着，蒋对岸信介宣传他的“中日共存论”说台湾与日本，谁也离不开谁，一分离就彼此都有危险。他说：“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失败，搬迁到了台湾，地位较弱，因不容讳言；而在日本除了有远见、有抱负的大政治家仍能了解台湾今日之重要性外，一般的人或已不甚重视，现在而谈中日合作，若仅就此点而论，余甚慨然。

　　“不过，我们需得知道：现在苏俄对亚洲，有两个最紧要的目标，一为消来台湾；二为赤化日本。此二目标如能达到，则其统治亚洲即无问题。所中、日两国，断无一个灭亡另一个尚能存在的道理。帮此两国家必须衷心合作，日本得到安定，中国又能反攻收复大陆，两国合作，方有真正的力量。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共同认定：

　　第一，苏俄是日本与中国共同的敌人。

　　第二，日本与中同一定要共同反共。

　　因为中国大陆在苏俄控制之下，我国不反攻，不打倒共党，不收复大陆，单靠日本的力量对付苏俄是不够的；必须中国收复大陆，联合中国与日本的人力与物力，共同对俄，才能成功。”

　　接着岸信介虽明白地表示支持蒋“反攻大陆”，但却无在经济上，表示一钱之助。

　　蒋于9月16日派张群（总统府秘书长）为特使访日，仍然宣传反对日本民间和中国大陆贸易的观点。10月2日，张群和岸信介发表共同声明。其中特别提出“特使与首相并承认：日本经济之安定，系于对外，贸易者甚大；然其扩大对外贸易之际，应有注意勿使其阻碍与自由国家协调之必要。”这种声明，对于精明强干，惟以发财为念的日本政府来说，不过是安慰病危者的催眠曲，骗骗人而已。

　　日本钢铁代表团（稻山嘉宽为团长）于1958年2月26日来北京缔结二亿英镑的“钢铁五年贸易协定”。继之于3月5日，又签订“第四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并在第四次协定《备忘录》中规定：（一）对通商代表团所属人员之出入境给予方便。（二）准予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蒋之政府立即提出抗议，并于3月14日中止正在台北举行的“中”、日贸易交涉。17日，又向日本政府提出备忘录：“（一）日本政府声明：不承认中共，中共商务代表未有公务身份，不给予外交特权。（二）不准悬挂中共旗帜。”

　　日本政府在4月9日由内阁官房长官（秘书长）爱知揆一发表谈话承诺台湾当局之要求：“（一）日本政府现无承认中共意向。（二）对于民间通商代表部无承认其有公务地位的特权。（三）尊重日本和中华民国的关系及其他国际关系。（四）不承认中共之所谓在民间通商代表部有悬挂其国旗的权利。”

　　于是5月2日发生了长崎一青年将中国五星红旗于邮票剪纸展览会场中扯下来的事件。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了对日的民间贸易。1959年中苏公开决裂。1960年6月，岸信介内阁总辞职，池田勇仁继组内阁。池田表示对中国以“前进态度并保持弹性和双方打交道”。中国总理周恩来则提出“政府协定、民间契约、个别照顾”的“贸易三原则”，并由中国指定中意的日本的企业为“友好商社”从事对华贸易。池田当然抱着经商获利的原则，乐于响应。

　　自民党领袖松村漾三于1961年9月和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确认了“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前者是（一）不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三）不妨害中日关系正常化。到1962年11月9日，又由廖承志和日本高碡达之助签订了《觉书贸易》。12月南汉宸又与日本三个贸易团体签订《中日贸易协定书》。一年后，日本的友好商社增至两百家。1963年10月，中国成立中日友好协会，廖承志任会长。

　　池田对推进中日关系甚为积极，他于1963年8月20日批准了仓傲公司对大陆输出分期付款维尼龙工厂成套设备。并决定由输出入银行给予二百万美元的融资周转。输出人银行为日本国家金融机构，此机构出资资助，当然超越了民间范围。于是台湾当局又提出了抗议，要求池田停止进行此种资助。但池田不是岸信介，坚持不理。池田于9月19日在与美国赫斯特报系总编辑等人谈话时说：

　　“中共在三、五年内不会有变化；台湾的反攻大陆政策，没有根据，近乎幻想。”

　　这一下激怒了蒋介石，他于同月21日接见访日美国人士，说了许多失态的话。他说：

　　“九·一八事变之前，池田是在中国东北的一名低级官员。当时，日本军阀曾夸口说，他们只需要三师军队对付我们，在三星期内，就可使中国屈服，但是那三星期变成一个更长的期间，变成一场自1931年一直进行到1945年的战争。

　　池田像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一些日本人士一样，预言非其所长。池田对于我们在战争结束后对其战败的人民所表现的以德报怨，宽大为怀的态度，似乎未有所悟。

　　自战争结束以来，日本由于美国的慷慨援助，已获得一种可观的经济成就。显然的，那种成就已使日本产生虚娇的自负心理。

　　“遗憾的是，诸位未曾向池田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可能是：‘当九·八事变时，你在何处，与所作何事？’

　　第二个问题是：‘你们军方夸称将在三周内击败中国一节，不是真实的吗？还在那次行动中领导中国人民不依然是同一蒋介石吗？’这是池田原可以从历史取得的教训，但他并未领悟。”

　　同年9月21日，蒋召回驻日大使张厉生。立法院则主张应与日本断交。

　　10月18日，发生中国访同油压机械代团团员周鸿庆叛逃事件，池Ⅲ内阁将周引渡与我国政府，不理会台湾欲引渡周氏归台的要求。蒋列对此也极为恼怒，说日本政府“亲共媚共”。台湾当局“外交部”于1964年1月10日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蒋并质问日本究竟是完全倾向于中共还是坚持反共立场？还说：“须知中日邦交的恶化，我们固然有若干不利的地方，而将来受害最大，尤其是将要自食其恶果的——都是日本。”

　　池田首相于2月23日派吉田茂访台，以安慰蒋氏，吉田茂与蒋介石三次促膝谈话，达成了《中共对策要纲》五项：

　　“（一）解放现在共产主义控制下之中国大陆民众，使其参加自由国家阵营。

　　（二）日、华应具体提携，藉使大陆民众离弃共产主义，并诱导之将共产主义自大陆驱逐。

　　（三）日本对反攻大陆予以精神上、道义上之支持。

　　（四）日本反对所谓两个中国之构想。

　　（五）日本与大陆之贸易，以民间贸易为限，避免给予政府援助。”

　　该协议由吉田带回国去，经日政府斟酌，以《吉田书简》形式确认下来。吉田发书信，张群为受信人。其实这是日本耍的一个骗蒋花招，故不以政府间形式，给蒋以精神安慰而已。但此书简，不知为什么与在日本流行的内容完全不同。

　　曾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和驻美大使的魏道明于6月11日任驻日大使。7月3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台，蒋介石于4日上午10时45分在“总统府”与大平会见。大平传达天皇对蒋的问候，蒋也请大平代向天皇致意。然后大平对蒋给日本新泻地震的慰问表示谢意。蒋遂追忆当年在高田联队时周末常去新泻，并说：“昔日之长官及友人在该处者甚多。新泻为余之第二故乡，故对之特别关心。”

　　寒暄后，两人谈论了在亚洲分担的任务。蒋说：东亚之问题，实乃中共问题。中共问题不解决，东亚即无安定和平可言。日本经济虽然发达，但中共问题如不解决，则其社会与经济基础随时将发生动摇。池田首相及日本政治家应悉心研究中共问题。困中日两国不仅为近邻，而且利害与共。现韩国、越南、缅甸、印度均受中共“威胁”，对于此种局势，希望慎重注意。我们是亚洲国家，绝不能脱离亚洲，对亚洲友邦，必须扶助合作，生死与共。日本又为亚洲最富庶的大国，自应特别负起责任。目前，日本经济虽不依靠大陆，但中共问题解决之后，日本经济与我合作，不仅可获安定繁荣，前途也无可限量。

　　大平则接着表示：“承蒙阐示，有关东亚安定繁荣等重要问题之卓越正确见解，至深铭感，并完全同感。……亚洲必须有自由之亚洲，绝不可沦为奴役之亚洲。……”蒋接着又说：日本必须与亚洲各国同时共进，不可先谋一国的安定；今日本对中国或对亚洲须有一个具远见的中心政策。亚洲之问题即中共问题。如中共不消灭，今后五年至十年内亚洲各国均有被赤化的危险。希转告日本池田首相及其政治家。日本今日既不能援助我国反攻大陆，消灭中共，但至少也不可助纣为虐，增加我大陆人民“痛苦”，“危害”我反共力量。

　　大平在回答中只是空洞地对蒋的论说赞扬了一番，便转而说明“日本在本质上是反共的”，并再次表示道义上支持蒋“反攻大陆”。但话又说回来，他希望谅解日本不得已之苦衷。

　　佐藤荣作于1964年11月9日组织新阁。佐藤又转向积极支持蒋介石。1965年4月26臼，日本和台湾当局签订了一亿五千万美元契约。第二年10月，又于台湾高雄开设总领事馆。蒋于1967年5月派外长沈昌焕和副总统严家淦先后访日。日首相佐藤也于9月7日访台。

　　蒋对佐藤当然老调重谈，仍是坚决反攻大陆，消灭中共势力的口头禅。但对佐藤则进一步要求其作亚洲支柱，应当有所行动。他说：解决中共问题绝非难事。日本为亚洲支柱。为亚洲之安全计，日本应有所主张。中共存在，不仅“危害”中国，也“威胁”日本。

　　但佐藤的答复则是“日本在世界上曾扮演丑恶角色，所作所为诸多错误，今后自不再如此”，所答非所问，语意不清，意有不愿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