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惊魂初定(5)

　　蒋又转而表明自己要独立行事，不需任何人的援助。但他此时很想乘中苏交恶之际反攻大陆。他说：“美国人总认为中共是一个整体，此是绝大错误。须知中共政权与中国七亿人民是截然两事。中国历史背景、传统文化如何能与中共相容。“中国人民无一不是反共的，只要我们吊民伐罪，大陆人民都会揭竿而起。目前，中共与苏联关系破裂已达极点。苏俄内心愿见毛泽东早日灭亡；此时反攻，不必恐惧苏联驰援，至少我军收复中国南部，决不致引起苏联的介入。美国总以为中华民国如果实行反攻，必将牵涉美国，美国不愿卷入漩涡，于是有两个中国的想法，藉以苟安于一时。殊不知两个中国办法，因为我所绝对反对，而也不是中共所能接受，仅为一种幻想而已。至于我“政府”之反攻，不但不须美国援助，而且美国介入更授中共以口实，反与我不利。中国的事自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同日下午8时，蒋在台北阳明山中山楼举行晚宴招待佐藤。并对佐藤说明苏联对日本北方领土决不肯交还。此时佐藤对蒋说：日外相三木武夫访苏时，柯西金说中共已不可救药。蒋则说中共的领土野心比苏联还大，连朝鲜、缅甸等国均在其扩张范围之内，促日本积极支援他“反攻大陆”。佐藤仍未予明确表态。

　　蒋经国（国防部长）于同年11月17日应佐藤之邀访日，对日本政界表明“中华民国光复大陆的决心不变。”

　　1970年4月15日，中国政府对日本提出了“四条件”。即凡和“中华民国”有交易关系的工商企业，不许与中国大陆来往。台湾当局也于7月23日发表声明：凡接受四条件者，台湾拒绝与其贸易。这其实是为了面子发表的声明，既接受四条件，当然不会到台湾去贸易了。

　　中国政府声明对日本企业界是一极大冲击，许多企业家纷纷转向中国大陆，形成一种风潮，都有“不要搭错了巴士”的急切感。

　　改造中国国民党

　　蒋到台湾后，以“田单复国”精神，发愤图强，虽未卧薪尝胆，却也是励精图治，欲有作为，幻想有朝一日，反攻大陆，重上宝座。

　　他发愤图强的最主要口号是“反攻复国”，并以此为各种工作的核心和动力。为此，他首先必须在经济上建设台湾。而要发展经济，又必须改革政治，改造他的腐败不堪的国民党。这是他在大陆失败中得到的惨痛教训。他虽在公开场合不好意思承认这个关键性的失败原因，但心中却对此十分清楚。

　　因此，他下决心改造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改造，开始于1949年7月18日，蒋介石于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提出，并获通过。蒋氏又于9月20日发表《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研讨改造方案。提出彻底肃清失败主义毒素；痛除派系倾轧；铲除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革命实践研究院”于10月展开积极的讨论。在1950年7月22日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蒋又发表《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通过了“党务改造案”。于8月5日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后，提出中国国民党改造纲要，称《本党改造纲要》。共十一大项：

　　一，改造方针：

　　总则：中国国民党为民主政党并扩大基社会基础；对于其他反共抗俄的民主政党尊重并与他们合作，共同“为拯救国家维护民主政治而奋斗”。

　　国民党的构成：以广大民众为社会基础；以爱国的革命分子为构成。

　　国民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权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国民党的组织整顿共十条。主要是“淘汰腐恶分子，加强革命阵容，实行彻底整肃”。其整肃对象为：“叛国通敌”者、“跨党变节”者、“毁纪反党”者、“贪污渎职”者、“生活腐化”者、“信仰动摇”者、“放弃职守”者。

　　国民党于1952年10月10日召开七全大会，至20日闭幕。

　　蒋介石在大会的开幕词中，总结了丽年来的党的改造运动，展望了未来，其内容主要四项：

　　检讨过去：反省过去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寻求“救国救民的努力方向”

　　“认清敌我”：悉心研究中共和苏联的强弱优劣之处；“认清敌人、克制敌人”

　　审察环境：审察国际反共形势的发展，认清自己在“反共阵营”中的地位和责任，从而改善国际环境和局势，“以消弭第三次世界人战的浩劫”。

　　“策励未来”：制定“反攻大陆方案”和完成国民革命第三期任务的正确目标。

　　为此他说：“中兴不仅是从败亡中从头做起，而且还要从腐烂中刷新重生，从废墟中奠基再造。尤其要从自信的丧失之中，来重新建立自信。更是要从被击败的敌人手中，回转头来击败敌人。所以中兴实比任何创业更加艰巨，更加困难。”

　　蒋在政治报告中，又谈了六个问题：

　　从三民主义思想、国际外交、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各个方面，对过去的失败作综合检讨。

　　国民党应负战争失败的责任，关键在于党员同志对三民主义信仰未固，未能实行三民主义。同时强调建立党内民主制度。

　　就国际局势和“韩战的发展”，探讨其对中共，对世界，“对救国复国的影响”。

　　今后努力方向，为澄清党内的思想，确认三民主义中绝对无共产主义成份在内（这和他1925年的论点完全相反）。并解释说，三民主义以人性的发扬为首要。

　　“革命建国”的艰险前途，勉励自力更生。

　　蒋在这个报告中，又一次重点检讨了大陆失败原因的八个方面：

　　（一）三民主义信仰不纯。蒋认为大陆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国民党的大多数党员对三民主义认识不正确，因而就谈不到什么信仰问题。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样，就产生了信仰的混乱，认为反对共产主义不合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三民主义即共产主义的思想，于是瓦解了斗志，“一到他马克思共产主义的面前便迷惘了下来，拿他共产主义来解释三民主义，……还有一些党员籍总理所讲‘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一句话，曲解了三民主义。”最后“致令本党思想失去主动，共产主义乘机渗透，党中同志对于三民主义没有信仰，对于国民革命没有认识，到了这个地步，那就无怪乎要失败……了。”

　　（二）“国际外交上的失败”：“帝俄东侵”，造成日俄战争，从此东北问题已成国际问题。苏促使美国共产党和其同路人在美国舆论界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从美国政治上击败中国国民党，然后取得中国战场的胜利。雅尔塔密约以牺牲中国权利换取斯大林对日宣战。因而失去外蒙，加大了苏联对华的影响力；由于斯大林解散第三国际，放弃世界革命，使美国发生对苏联和中共的错觉：苏联可以和欧美各民主国家和平共存；中共不是共产党，乃是土地改革者；苏联不参战，日本“关东军”仍将继续顽抗等，帮助了苏联和中共，尤其有助下中共的发展和壮人。但蒋认为信任美国没错，只是由于“信任友人，而缺乏自力更生的决心，那就是我们铸成今日悲剧的一大错误。”

　　他还认为：无条件投降，迫使德国顽抗到底，导致东欧分裂，对苏联有利；日本由于他蒋氏努力，得保天皇帝制，免其分裂，对“自由世界”有利。

　　（三）“政治上的失败”：政党政治的失败，主要是1948年副总统的自由竞选，导致只争派系，不分敌我，“而招致整个的崩溃”。但又说：“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宪政”。“共产主义是在民主政治的弱点上生存和发展的”。由于实行民主，国际间谍可以渗透和操纵，这是弱点。既“尊重民主宪政体制”，又要“增强组织力量”。

　　（四）“经济上的失败”：抗战时期经济的破坏，1947年宋子文行政院长擅自动用中央银行币制改革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的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不可不特别警惕。……而政治军事与社会，也就在这经济崩溃的危疑惶骇之中，为之瓦解了。”

　　（五）“教育上的失败”：都市中的电影、广播、书刊，“不是国际主义的文字，便是赤色组织的宣传”。大专院校“充斥了共产主义的国际思想，否则就是自由主义的个人思想，而对于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几乎消失殆尽；对于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不但讽刺、讥笑，而且破坏反对，惟恐不至。”个人自由主义者要求学术自由，要国民党退出学校，结果中共“城工”部便以学校为大本营，“演出扰乱社会，破坏社会秩序的暴行。”“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演成了仇视民族文化的口实，‘民主’的口号更做了帝俄奸匪窃取我抗战成果，消灭我民族精神的手法。”

　　（六）“军事上的失败”：对此，蒋的检讨如以上一样，完全是不着边际和自欺欺人。他竟把军事失败完全归结于“三人小组”的调处，阻挠了他的进攻计划。最后他总结为“我们军事失败，可以说仍然是失败在外交上的。”

　　（七）“从战争本质上综合的检讨”：中共是打的“总体战”。即从“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一切手段，达成他们的目的。所以他的武装叛乱，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总体战”。至于土改和民主口号，他认为是“军事动员的手段”和“瓦解反共阵线的武器”。

　　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失败：对此，他认为，他未实行总体战，失败是必然的。但他今后要采取的总体战，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以民族精神融合阶级意识，以国家利益结合个别利益”的“民族革命运动”。

　　“唯物主义的流毒”。蒋氏对唯物主义的解释是功利主义，是斯拉夫主义的伪装。“他攻入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源……把中国历史上为国家存亡民族生死而‘成仁取义’的精神和气魄，扫地无余。”从而发动阶级斗争，有的国民党人也出卖机密和投共。为此，总体战必以“民族文化为基础”。

　　（八）国民党本身的失败。这一条，他认为最主要的失败原因，“是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中共“曲锯”三民主义，提出“革命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等名词，以致有些国民党人也相信，说“中共不是共产党”。蒋在讲到他“本人下野的考虑和决定”，说他当时不想下野，他下野后，美援更不会来，和谈更无希望，又说当时国内舆论主潮，是趋向中共一方的，“只要共党有一句话，便辗转传说，奉为真理，……对我个人，不仅不认为领袖，不认为同志，甚至更视为囚犯，肆意侮辱。我……不得不顺从其意，决心下野”。

　　在这个报告中，他对外蒙独立，特别表示了个人的责任，甚至认为这是他的罪行，并且表示以后国家自强起来后，外蒙仍会回来的。

　　除以上检讨之外，蒋于此政治报告中，又提出五大方针、五种办法和三大要目改革方案：

　　五大方针：“（一）稳定经济。（二）整饬军纪。（三）安定社会。（四）团结内部。（五）建立民主制度。”

　　五种办法：“（一）保持币信充实。（二）贯彻命令，剔除腐败。（三）保密防奸，肃清匪谍。（四）打破派系，集中意志。（五）养成守法精神，实行地方自治。”

　　对此，他说“这就是我们在台湾救亡图存的基本工作。”

　　三大要目：“第一是建立制度。……使人人的工作顺着一定的正规轨道”。“第二是注重组织。……就是使每一个人都纳入组织，使其各尽所能，各本所长，各负其应有的责任。”。“第三是改造风气。……就是祛除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和依赖主义的心理，打破无法律、无国家、无政府的状态”。

　　在这个会议上，还通过了蒋的著作《反共抗俄基本论》。该书是共分八章的小册子，1952年10月16日发表。第一章是前言，指出反共抗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章，先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病理学”；“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张阶级斗争的社会病理学与俄国的残忍、狡诈、阴谋、暴行的综合生产的变态心理学的结晶。”

　　然后是说中共既是“俄国大斯拉夫主义征服中国的工具”，又说是“中国历史上的流寇”。

　　他把自孙中山以来的革命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元前20年至1911年为政治革命时期；第二期1911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为民族节命时期；第三期，自抗战胜利开始。

　　第三期的特点，“为人民生活的社会斗争”时期，任何国民均不能自居其外。因而他认为这种斗争或“反共抗俄”的特点是军事、政治、社会、文化与人民生活各方面综合的战争”，并要在社会斗争与社会改造之中，消灭中共。

　　同时，他又分析了中共的优点与弱点。他认为中共的优点是军事力量大于他蒋氏的台湾，主要表现在队军数量和总体战上。并且在组织、宣传、情报、谋略诸战上，均有突出优越性。

　　中共的弱点，他认为主要是：（一）政治上有派系之争，而且日益“安富尊荣”，逃不出“否定之否定”规律。（二）经济在发展生产上有困难。（三）军事上，无经济强大后盾，士兵又是“被迫入伍”，均“怀恨在心”，只要中共“败征一露，就会倒戈相向”。（四）苏联为控制中共，就不会叫中共有休养生息时间，“只有使他们力竭精疲，才能使他们始终俯首帖耳仰赖苏俄，听他牵着鼻子走。”

　　然后又分析台湾的“反共抗俄”有利条件。都是老一套，惟一与过去不同处，是他现在特别强调民族独立性和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本国的问题，“决不把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寄托在国际变化之上”。

　　第四章，是“国民革命的本质与方略”。他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是“次殖民地社会”。至于封建制度，他认为两千年前已经破坏了。

　　关于“次殖民地”的特点，他认为是由于异族入侵，使中华民族“丧失了自信心”；生产力极其落后；“人民没有基本权利，丧失了一切自由”。这一条与前面说的中国人民过惯了自由生活，自由太多了，大相矛盾。

　　针对以上中国社会性质，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阶段斗争”与“阶级革命”，而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含有这三种共同性质的国民革命”。而“三民主义乃是这三种革命的指导原则。”对三民主义，他认为是“必须确立民族主义为基础，籍民权主义的力量，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所以他认为：“国民革命，最初动因，和最后目的，都是在于民生”。

　　因此，他认为国民党既是争取民族独立，“中国国民党也就不是单一阶级的党。他认为农民也不是一个阶级。至于中国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他认为是“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的。

　　关于国民革命的方略，他根据孙中山的学说和建国大纲总结为：（一）由破坏到建设，即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二）“两个战略的斗争”。他说他反对中共的阶级斗争战略，而主张破坏只在军事、政治范围内，对经济、社会问题，“则在革命建设阶段中来求整个的解决。”

　　§§§第五章，是讲三民主义的哲学，即对三民主义的“新认识”。

　　他主要以人性论和宇宙、物质运行论，以及心物合一论来解释人生、社会和自然、精神诸多性质与关系的。他认为宇宙、物质，都是一个运行活动，都是行，物质分析到最后，已成为“力的发放中心”，成为“非物质了”。因此“宇宙的本体，总是心物合一的”。这是王阳明的主观唯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