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章 纽约，纽约 (4)

　　第二个项目是西区高速路。那是沿着曼哈顿的哈得孙河堤岸修建的一条创造性的颇有争议的快速路项目，设计从渣土场地那里开始铺设。修建西区高速路有诸多好处，包括创造就业机会、清除空气污染、加快交通流动、重振西区严重衰败的区域、支持闹市区商务社区的开发、有助于许多规模较小的行业—比如印刷、零售和服装的发展。

　　大多数纽约人热烈支持西区高速路项目。在过去，有顶尖企业和劳工领导人支持，有主流媒体的认可，有大多数政治家的推介，像西区高速路这样的项目一定会迅速获得批准并很快完工。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一股新的政治力量—环境活动家—却能够最终阻碍这样一个造福于所有纽约人的计划的实施。

　　到了20世纪60年代，曼哈顿哈得孙河堤岸上的高架公路条件非常糟糕，需要时常维护。1973年下半年，一辆翻斗车满载着修补公路用的沥青撞塌了破败的路基，一头扎到了高架公路下的路面上。

　　早在西区公路坍塌之前，纽约市规划委员会和城市开发公司就已经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该计划于1974年正式宣布时起名叫“西区高速路”，即要从现在的电池公园城到第42街建设一条4英里的新公路。渣土场地将用150英亩的地皮修建公园、住宅和进行商业开发。虽然西区高速路最终预计开支为20亿美元多一点，但其中90%的资金来自联邦公路信托基金（Federal Highway Trust Fund），剩余的10%由纽约州提供。纽约市不需要花一分钱。

　　我是最坚决拥护该项目的人之一。我与华盛顿连续4任的交通部部长保持联络，以确保项目不会夭折。我协助说服了一度反对该开发项目的州长休·凯里，使他成为一个支持者。我还帮助说服了1977年当选市长后的埃德·科克放弃他坚决反对的立场。

　　西区高速路项目的反对者包括倡导公共交通、希望用高速路的资金“换取”地铁修缮资金的人们，以及担心建筑工程对社区生活质量产生影响的活动家以及环境保护主义者。这些反对派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阻止西区高速路的施工，将空气质量许可证的审批拖延了3年多，并迫使联邦官员们进行全面彻底的审议。

　　终于，1981年夏天，美国陆军工程军团（Army Corps of Engineers）给予了最终的、关键性的批准—疏浚和填埋许可。劳动节那天，里根总统来到纽约，给科克市长递上一张8 500万美元的支票购买公路的通行权。总统宣布说：“西区高速路项目今天启动。”真要是那样该多好。

　　1983年，马里奥·科莫当上州长后不久就对我说，他还在当律师的时候就听过这么一句话：只要你坚持到底并知道如何运用正确的手段，就有可能阻挡任何事情。在西区高速路的项目上，科莫的话得到了证实。

　　里根刚刚递交了支票，西区高速路的反对派们就回到了法庭。活动家马西·宾斯托克及其“纽约清洁空气运动”正式向联邦法庭的法官托马斯·格里萨请求阻止许可证的颁发，声称工程军团开展的环境研究有错误。格里萨法官同意了该请求，命令工程军团更加全面地评估西区高速路项目对哈得孙河条纹石的影响—这似乎对沿岸腐烂的桥墩有利。

　　1983年，工程军团宣布要针对渣土场地对石的影响开展为期两年的研究。1985年2月，工程军团发现，西区高速路项目对条纹石的影响微乎其微，并颁发了新的疏浚和填埋许可证。在联邦政府最初批准该项目8年多、老西区公路坍塌了将近12年以后，看来西区快速路的项目终于要开工了。我和科莫州长、科克市长在切尔西的第59号桥墩上贴上了胜利的许可证。

　　我们的胜利很短暂。就在同一天，宾斯托克和她的同盟们走上法庭，请求撤销许可证。不可思议的是，法官同意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意见。格里萨针对工程军团开展环境研究的方式举行了新的听证会，认为研究不充分。1985年8月6日，法官发出了禁令，禁止使用联邦政府的资金建设西区快速路。1个月后，当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管辖区维持格里萨的裁决时，西区高速路的项目夭折了。

　　埃德·科克说起过西区高速路项目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有一天，一个反对西区高速路项目的活动家到市政厅抗议科克对该项目的支持。她对市长说，他必须停止该项目，因为它在“杀人”。当他说他不会这么做的时候，她就躺在地上，卡着自己的脖子，尖叫着她要死了，因为缺氧。令人悲哀的是，这个妇女和她的同盟们取得了胜利。纽约—以及理性和常识—输了。我为西区高速路项目斗争了10年，我主持过无数次会议，写过专栏文章，作过演讲，在华盛顿和奥尔巴尼游说过—但都徒劳无功。叫人痛心的是，最后，条纹石战胜了公众利益。

　　创建一种持久的伙伴关系

　　西区高速路这样一个可行、合理的项目遭到失败，表明了一个城市的衰落和混乱，尤其说明它缺乏强有力的领导。

　　如果纽约市还打算振兴的话，政府和私营部门就必须齐心协力。令形势更加恶化的是，纽约的私营部门本身就是一盘“散沙”。正是这个问题令3位先生非常担忧—他们是沃尔特·里斯顿、理查德·希恩和威廉·埃林霍斯。1978年下半年的一个早晨，他们请我一起吃早餐。经过讨论，我同意与他们联手，请伦敦人寿保险公司已退休的董事长J·亨利·史密斯研究解决之道。史密斯的结论是，将所有企业团体纳入一个机构是确保私营部门能够“发表有效而一致的意见来支持纽约市的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

　　史密斯还指出，这个新机构的首席长官必须“果断、细致、有谋略而且充满想象力—应该像是一家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几次讨论的结果是，出于种种考虑，合理的人选是我。于是，1979年10月，我担任了后来被称为“纽约市合伙关系组织”（New York City Partnership）的理事长，其名称的含义表明我们旨在寻求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

　　由于该组织为免税机构，我们决定保留纽约市商会（New York City Chamber of Commerce）作为其分支部门，以便合法地在纽约、奥尔巴尼和华盛顿游说。为了象征我们展望全市的眼界，我们将总部从商会在下曼哈顿的老楼搬到了市中心的新办公室。

　　我们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说服有组织的劳工参与进来，尤其是市工会的领袖们。我们没能如愿以偿。这些工会领导人坚决反对与商会合作，他们认为两者水火不相容。

　　我们在另外一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将我们的组织扩大到主宰曼哈顿的大型企业领域中男性公司领导人之外。我们在所有行政区积极发展较小的企业—其中有许多是由妇女、黑人和西班牙后裔领导的—同时确保市里许多领先型非营利机构的领导人积极参与。结果，我们成了纽约市历史上范围最广泛、目标最集中，而且（我相信也是）最有效的私营部门。

　　从一开始，我们就把重点放在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商务氛围、削减政府开支上。这就是合伙关系组织在1980年的战略设想，它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

　　在我担任理事长期间，合伙关系组织在几个关键领域取得了可圈可点的进步。我们在1980年6月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提供夏季就业机会。在科克市长的紧急要求下，我们有些会员公司—尤其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布鲁克林联合煤气公司（Brooklyn Union Gas Company）—在当年就提供了将近3 000个就业机会。在后来的几年里，由于有了更多的时间，合伙关系组织为成千上万名年轻纽约人提供了夏季工作，其中大部分属于少数族裔。结果，曾经对合伙关系组织持怀疑态度甚至不屑一顾的科克市长成了我们的一个强大的支持者。

　　提高市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是一个更大的难题。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应对企业需求与教育体制下毕业生能力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我的女儿佩吉·杜拉尼从前当过老师，后来在合伙关系组织中担任了数年的负责这一关键领域的副总裁。通过“认养一个学校”计划，各公司给各个学校提供了行政支持。最近，通过其“学习的突破”计划，合伙关系组织承诺提供

　　2 500万美元用于扭转成绩最差的学区的局面。

　　经济开发一直是合伙关系组织的一个关注重点。我们在一些重要的经济开发问题上曾经与市里和州里合作。其中一个着名的举措就是说服各公司将其后台运作转移到成本较低的边缘地区。所涉及的数千份工作—比如信息储存、数据处理等类似工作—并不要求占用曼哈顿的黄金房地产面积。在市里保留这类工作至关重要。地下通讯科技公司在布鲁克林的开发—以便为布鲁克林联合煤气公司和大通的后台业务提供空间—就是其中最出色的成功案例之一。

　　合伙关系组织对住宅领域产生的影响最大。如前所述，从晨边花园的时候起，我就对住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帮助成立了社区维护公司（Community Preservation Corporation, CPC）—纽约清算公司（New York Clearing House）的一个非营利性附属机构，投资于纽约市破旧失修地区现有存量住宅的修缮翻新。社区维护公司运用其会员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的经济资源和经验，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低成本贷款，以便业主能够改善自己的物业以及自己的社区。

　　虽然社区维护公司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市场，但对新住宅施工项目的需求也是巨大的。看起来，这是合伙关系组织有所作为的一个黄金机会。1982年1月，在合伙关系组织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里根总统作了讲话），我宣布了我们要在5年期间提供30 000个住宅单元的计划。

　　在考虑了各种可能性以后，我们集中力量建设新型的两户型和三户型家庭住宅。从1984年起，合伙关系组织在50个社区推出了13 000个价格中档的住宅单元—几乎是当时市里所有经济适用房的50%。由此，合伙关系组织在市里最萧条的地区刺激了住宅市场的再次兴旺。

　　最近，合伙关系组织通过创建纽约合伙关系投资基金（New York Partnership Investment Fund）—由亨利·克拉维斯和杰里·I·斯派尔担任联合理事长—而进一步扩大了其经济开发规模，为有希望给纽约带来经济多元化并产生就业机会的高科技企业提供风险资本。

　　在埃德·科克、戴维·丁金斯，尤其是鲁道夫·朱利亚尼担任市长期间，合伙关系组织已经成为纽约市各类事务中的一个固定“人物”。正如《纽约每日新闻》后来评论的那样，它已经“成为公私合作机构的典范”，展示了为改善整个社会而抛弃微小差异就能够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