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对现代艺术的激情 (3)

　　我们选的勒内的接班人贝茨·劳里是位深受人们尊敬的艺术历史学家。他似乎是个理想的人选，可他的“蜜月”却好景不长。贝茨担任主任后不久就宣布要担任油画与雕塑部的负责人。这是现代艺术博物馆中最重要的部门职位，其本身就是个全职位置。其他部分负责人视之为抓权，觉得自己的部门将来不会受到重视。贝茨还坚持要求我们为他提供“适当”的住房，这样他就能代表博物馆款待宾客。此举疏远了受托人。但是，在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之后，他又拒绝款待客人，因为他说那是他的家！他重新装修了他在博物馆的办公室，却没有征得董事会批准该项费用。比尔·佩利看到账单后勃然大怒，当场开除了贝茨—当时他刚刚上任10个月。比尔的单方面行动惹恼了许多人，但我觉得在那种情形下，这样做是有必要的，虽然我们没有了主任。

　　直到一年以后，我们的招聘委员会才提议让约翰·海托华担任主任。作为纽约州艺术委员会的执行主任，约翰在整个纽约州都获得了对艺术的强大财务支持，被人们认为是懂得最终结果重要性的人。更重要的是，约翰不是一名艺术历史学家，因此，他与贝茨·劳里不同，对博物馆的部门负责人们不构成威胁。约翰激情满怀地来到博物馆，而我们起初对他的任职也感到很乐观。

　　不久，约翰就遇到了麻烦。他认为博物馆都有义务帮助社会解决问题。由于越南是当时的一个主要社会问题，因此约翰觉得现代艺术博物馆应当加入全国性的辩论。没过多久，博物馆的大厅就好像变成了一个反战抗议总部。他允许书店出售有关臭名昭着的“美莱大屠杀”的招贴画，图片说明是“还有婴儿……”，底部用粗体字母醒目地印着“现代艺术博物馆”。当尼克松对柬埔寨的入侵激发了全美大学校园里的普遍骚乱时，海托华降低了博物馆的门票价格，连续不断地放映反战影片，并允许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员工站在外面散发反战传单。

　　接着，是1970年夏季声名狼藉的“信息”展览。约翰在博物馆的外面插了一杆黑旗。在里面，参观博物馆的人们被要求回答一个问题：“洛克菲勒州长没有谴责尼克松总统的印度支那政策这一事实会不会成为你在11月份不投他的票的一个理由？”他们还被邀请“拨打一个革命者的电话”，收听黑豹博比·西尔和易比士杰里·鲁宾鼓动大家采取行动的录音信息。为了迎合“性革命”，博物馆准备了细麻布隔断，以便一对对男女在里面嬉笑胡闹。实在叫人瞠目！

　　约翰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但他没有权力将博物馆变成反战活动和性革命的一个论坛。在回答这种展示的艺术的有效性问题时，约翰回答说：“有许多东西分别、一起影响着我的生存：战争、胡佛①、权势集团、洛克菲勒家族、国防部。”他接着说，“艺术家们决意与豢养他们的权势作斗争，尤其是在艺术的正直在晚上得到尊重而在白天却被抛在一边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讲话对我个人是种侮辱，其他受托人也有同感。

　　1971年，当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和部门负责人员举行罢工的时候，约翰立刻答应他们成立工会的要求。由于员工队伍人心涣散，捐助资金枯竭，受托人们公开抗议，在我的全力支持下，比尔·佩利于1972年年初开除了约翰·海托华。

　　两次寻找外部候选人都遭遇了失败以后，我们把目光转向现代艺术博物馆内部。最强大的候选人是艺术家克莱斯的兄弟理查德·奥尔登伯格。迪克（理查德的昵称）曾经成功地管理过出版部，甚至曾因数年产生微利而创造了纪录！迪克在艺术方面的知识渊博，为人冷静、品位高雅，看起来是个合适的人选，能够引导博物馆走向新的航线。1972年，他被任命为主任，并在后来的22年时间里领导现代艺术博物馆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购买斯泰因收藏品

　　1968年，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一些着名收藏品的突然问世引起了艺术界的广泛注意。

　　斯泰因是一名先锋派美国作家，曾在巴黎住过许多年，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经常光顾他主持的沙龙，包括毕加索、马蒂斯和布拉克。斯泰因和她的兄弟利奥是20世纪初期立体派和其他极端艺术形式作品的首批收藏家。他们开始收集的时候，这些艺术家大多数都没有名气、无人赏识，而且常常是穷困潦倒。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们已经收集了相当数量的作品，并在斯泰因小姐的巴黎公寓里展示。1946年，她去世的时候，将自己收藏品的一部分—共47件作品，包括毕加索的38件、格里斯的9件—留给了她的3个侄孙子、侄孙女，但她的老朋友艾丽斯·B·托克拉斯享有终身权益。

　　1967年，托克拉斯小姐去世后，斯泰因的继承人们决定将收藏品出售。当时在现代艺术博物馆负责版画和素描部的威廉·利伯曼听说，如果我们的报价有竞争力，他们将很乐意看到收藏品归我们的博物馆所有；否则，报价最高的买主将获得这些作品。问题是，现代艺术博物馆正处于赤字经营、常年缺乏收购资金的境地，没有可用资金用于购买这些藏品。

　　我觉得这个机会实在太好了，不容我们错过，于是我组成了一个辛迪加来购买这些作品。参加这个辛迪加的有我哥哥内尔森、威廉·A·M·伯登、拉扎兄弟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安德鲁·迈耶、比尔·佩利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出版商约翰·海·惠特尼（乔克）。① 我们6个人同意各自的出资金额相同。当伯登退出以后，我主动承担了他的那一笔钱。

　　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部门负责人们并非对斯泰因的所有收藏品都感兴趣，但他们很希望获得毕加索的6幅画，以填补博物馆收藏品的一个空白。辛迪加的成员们事先达成一致意见，这6件作品要么直接送进博物馆，要么由获得这些作品的人以遗嘱的形式将作品送给博物馆。

　　为了确定我们向斯泰因继承人们报价的金额，我们请德高望重的艺术经销商尤金·索评估一下全部收藏品。尤金预计的价值为680万美元—这个价格斯泰因的继承人接受了。我们还请尤金评估一下每一件作品，这样我们就能在6个人当中平均分配了。尤金给出了价格：最重要的毕加索作品75万美元，格里斯比较小的那一幅只有2 000美元。

　　1968年12月14日下午，辛迪加的成员们集中到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惠特尼楼进行最后分配。画作已经沿着墙壁放好，形成了一幅绚丽动人的景象。根据数年前分配露西姨妈财产时的经验，我提出了大家一致认可的程序：我们将6个号码放进一顶旧毡帽里，大家轮流摸号。我最后一个摸号—吉星高照，剩下的是1号和3号。接着，我们每人轮流挑选作品，直到我们达到了各自投入的110万美元金额（我是双份）或者选够了自己想要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