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领导湖南工人运动(3)

　　两个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热情欢迎李立三回国参加革命，二人畅谈了自己近年来的经历。接着，毛泽东向李立三介绍湖南的革命形势，介绍湘区党组织正在认真贯彻党的“一大”决议，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他对李立三说：“在你的老家醴陵不远，有个江南最大的煤矿，1898年开办，那是外国人控制的矿山，是官僚买办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专门从株洲修了一条铁路往外运煤。那里，工人比较集中。现在要乘世界革命高潮的东风，把中国的工人运动迅速地搞起来，那可是个理想的地方呀！”毛泽东希望李立三能去安源领导工人运动。

　　李立三听了很高兴，当即表示：“派我去安源，行。”

　　毛泽东接着说：“是啊。那里的工人遭受重重剥削，生活不如牛马，心里窝着火，迫切需要党去发动，去组织。因此，决定派你到那里去开展工作。”

　　“我一定不负重托！”李立三表示自己的决心后，又认真地问道：“我到那里后，工作应当怎样着手呢？”

　　毛泽东说：“你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条件，争取公开活动，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积极分子，逐渐把他们发动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工人的核心。然后公开组织工会。”毛泽东告诉李立三，中国的反动统治是极端残暴和黑暗的，因此首先需要利用合法的条件开展工作，才能站稳脚跟。长沙有个平民教育促进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李六如在那里工作，你去他那里办一个给萍乡县知事的公函，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党把开辟工人运动的重任交给了你，有什么困难就写信来。过些时候，我还会派人去帮助你。”

　　李立三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心情很激动，这次与毛泽东相见，毛泽东对工人运动形势的深刻分析和对他工作的周到考虑，使他对毛泽东充满了敬佩之情。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李立三很快办好了去萍乡的手续。之后，毛泽东又亲自偕同李立三以及湖南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人员宋友生、张事全等3人一起去安源。

　　1922年初，李立三按照毛泽东“先办起夜学，启发工人的觉悟，然后把他们组织起来”的意见，携带湖南省教育会和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公函去安源，通过萍乡县政府取得了合法地位，并办了安源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有学员60余人。李立三等“于教课之中，即略事宣传‘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只有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奋斗，以减少痛苦，解除压迫之必要与可能’。并常与各处工友接洽联络，二月之久，工友因此而觉悟者甚多；且辗转传播，来与李等谈者日众。最后，乃共集议组织俱乐部。”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

　　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俱乐部成立，李立三带领工人举行了安源历史上第一次游行示威，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时，毛泽东又增派蒋先云去安源参加俱乐部的领导工作。同时，他自己亦到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总结前段工作的经验教训。针对工人中某些人不注意斗争策略的行动，毛泽东告诫大家：不要着急把共产党的旗子打出去，像走路一样，步子要稳当，盖房子要把基础砌好。要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防止过早暴露党组织。安源党组织在1922年2月中旬成立，李立三任支部书记。到罢工前已发展到30多人，成为工人俱乐部的坚强领导核心。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注意斗争策略，创办了方便群众、为工人服务的“消费合作社”。这样，工人们更感到俱乐部与自己有“切身之利害”关系，“加入俱乐部者因是渐众”。7、8月间，安源路矿工人对湖北汉阳铁厂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和改良待遇举行罢工所获得的胜利，甚为惊喜，而对路矿当局几个月来拖欠工人的几成工资不发十分不满。于是“俱乐部乘此时机，向工友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群众为之大动”。

　　8月，李立三去长沙，向毛泽东详细报告安源工人的组织情况和群众情绪，认为在安源举行工人大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毛泽东请李立三在长沙暂时住下，参加和帮助长沙泥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然后他将去安源同党组织和李立三一起讨论和安排安源工人的罢工斗争。就在李立三离开安源后的几天里，安源路矿当局利用李立三不在的机会，搞了一系列破坏工人俱乐部的阴谋活动，企图赶走俱乐部领导人，“训令从此俱乐部自行停办”。这激起了工人们的极大愤怒，纷纷要求罢工。在这关键时刻，9月初，毛泽东第五次来到安源。他先与蒋先云、朱少连等安源党支部的同志研究了当时的情况，进一步肯定了安源工人组织的团结和壮大。通过总结前一段安源路矿工人在湖北汉阳钢铁厂罢工所取得的胜利，以及对安源斗争形势的分析，大家一致认为罢工的时机已成熟，目前最重要的是做罢工的各种具体准备。接着又召开了党支部会议，研究和讨论罢工的具体实施方案。

　　据老工人回忆，毛泽东在牛角坡一间小平房里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向大家介绍了各地罢工运动的大好形势，尤其是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发展趋势，分析了安源敌人方面的情况，路矿两局内部职员分有派系，有空隙可利用；同时指出工人不能孤军作战，要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他强调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将绝大多数工人充分发动，严密地组织起来，防止敌人分裂工人的队伍。只有坚决罢工到底，敌人才会退让。共产党员必须坚决站在斗争的最前面，决不动摇，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群众自然会跟着领头人走。

　　毛泽东离开安源时，还给李立三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安源罢工形势已箭在弦上，要求他立刻回安源，领导俱乐部的工作。同时指出要“非常注意罢工战术问题”，“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毛泽东“特别关心的事情是加强领导”，因为“这样一次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大罢工，在当时湘区还是第一次，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是不行的”。9月11日，毛泽东即派刚刚从苏联归国的刘少奇“到安源来”协助李立三领导罢工。

　　经过周密的组织安排，1922年9月14日，以李立三为罢工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了。由于准备充分，14日一早，随着不断长鸣的汽笛，成千上万的工人潮水般涌出矿井，涌出工房，涌上街头，他们举着“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标语，大声疾呼：“罢工！罢工！”聚集到路矿当局的门前。刘少奇作为工人总代表向路矿当局重申了罢工宣言中提出的17项政治和经济要求，其中包括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工会等条件，要求与路矿当局谈判。

　　罢工开始后，在李立三和刘少奇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安源工人们团结一致，纪律严明，顶住了来自路矿当局的威胁利诱。路矿当局在软硬兼施都失败后，18日，只好会同地方商会和绅士调停人与俱乐部的工人代表坐到了谈判桌前。经过面对面的激烈对质和交锋，路矿当局计寡力竭，只好同意工人们提出的条件，承认俱乐部代表工人的权利。在三方签署协议后，安源路矿大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的结果宣告结束。

　　当天，路矿工人游行，庆祝罢工的胜利，全国的工人阶级都为之欢欣鼓舞。

　　这年冬天，毛泽东第六次来到安源。在安源，他再次深入到工人中间，了解工人们生活的近况，并召开主人代表大会，向安源工人介绍了全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嘱咐工人俱乐部要进一步作好团结工人的工作，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

　　安源工人庆祝罢工胜利。由于这一胜利的影响，安源党的组织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23年，俱乐部已由罢工时的700人猛增至1万人，发展了13个党支部和26个团支部，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加入了这个光荣的组织，湖南的工人运动也如燎原之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毛泽东召集包括安源在内的同志到长沙开会。他具体分析了当前敌我形势，指出应采取稳重步骤，不要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弯弓待发”之势，作好罢工的充分准备。毛泽东说，只有这样才最为有利，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安源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方面找矿局谈判，严词指明局方有请派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如果这样做，势必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到破坏。同时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作好充分准备。因而使矿局限于被动，终于不敢有所动作。

　　1923年4月，毛泽东又到安源，指示中共安源地委要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在守势中取攻势，在退却中寻找进攻的道路。

　　3长沙泥木工人罢工

　　1922年10月，紧接安源罢工之后，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6400多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了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胜利。

　　当年长沙的手工业工人中，以泥木工人人数最多，也最有斗争精神，从1917年以来斗争未曾停息过。毛泽东依靠一批积极分子，经过二三个月的努力，以“十人团”的形式把工人组织在一起，到1922年9月初已组织108团，达1000多人。5日成立了长沙泥木工会。任树德被选为总务股主任（即委员长），易礼容被聘为秘书。毛泽东亲自起草了长沙土木工会章程18条，章程规定该会的宗旨是：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工会的主要工作是：办补习学校、消费合作社、卫生保险、失业互济；基本组织为十人团，会员每10人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一人，由十代表大会选举37人组织委员会，任期一年，委员会下设总务、文读、会议、庶务、交际5股，进行日常工作。聘请秘书办理本会一切事务。各工会的秘书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代表党组织领导各工人俱乐部。

　　10月初，毛泽东在清水塘召集任树德等泥木工会负责人开会，详细研究罢工问题，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立即发动罢工。毛泽东提议，在加紧发动工人罢工的同时，还应注意对社会上层人士的联络，与中华总工会湖南分会、工会俱乐部、自治励进会等团体取得联络，争取他们的声援。

　　10月6日，长沙泥木工人开始罢工。罢工宣言写道：“我们苦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去养家赡眷，并非坐食冤枉。……试看他们商家，不上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独于我们工人凭整天汗力得来几个工钱，还要惨受这样摧残。……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法子来对付，只晓得我们一天的苦力代价，定要这么多才行。我们别的权利虽是享不着，而我们营业和工作自由是应当享有的。而且这一点我们誓死也决不受何方面的剥夺的。现在我们采取唯一方法是：冒得三角四分和二角六分钱一天的工价的，我们全体同盟决定不做”工。

　　10月8日，毛泽东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给泥木工会发出专函，表示“敝书记部亦当尽力所能为诸君之后盾，甚望诸君好好组织，好好维持秩序，坚持到底，以期得到最后的胜利”。鼓励他们坚持斗争。

　　泥木工人罢工时，正值双十节。各机关、学校、急需扎牌楼，加之久晴欲雨，寒风即将袭来，许多商店、居民急需修理房屋。因此，当罢工进至第五天后，很多学校、机关、商店、居民给泥木工会来信要求复工，表示只要工人复工，一定按照工人提出的工价发给工钱。这时，少数生活负担较重的工人，向泥木工会提出，是否可以到那些愿意接受工价的雇主那里去做工。毛泽东分析此情况，启示工人：长沙县公署没有收回成命，仍不承认工人有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权利，如果部分工人上工，势必影响整个斗争的胜利，他号召工人群众掌握时机，克服困难，加强团结，把罢工斗争坚持到底。同时，对于生活困难的工人，发动各界支援，给予适当救济。

　　长沙县公署不顾民意，拒绝接受工人条件。10月21日，泥木工会召集两千多工人在教育会坪开会，一致高呼：“与其父母妻子一同饿死，不如誓死再干一场。”决定23日向长沙县公署请愿，非达目的，决不甘休。22日，长沙县公署出布告，禁止请愿，否则，依法惩办；该布告将泥木工会任树德等人的名字写上，指明工人中有“暴徒”分子。少数工人害怕再发生黄、庞事件，找毛泽东商议。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主客观形势与黄、庞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时大不相同，一方面，工人有了组织，力量强大，全国各地工人都在罢工，作我们的后盾，社会各界也同情我们。另一方面，这件事与赵恒惕直接利害关系不太大，赵可能不会如第一纱厂问题一样顽固，没有赵的眼色，周瀛干是不敢杀人的。只要大家决心斗争到底，完全有胜利把握。当然也要作好准备，以防万一。毛泽东还说：“请愿时我们都来，外面援助的事有专人管，你们放心和周瀛干干到底。”党的决心和信心，马上由“十代表”传到工人中去了，大家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更加提高了。

　　10月23日上午8点钟，数千泥木工人在教育会坪集合，由任树德报告请愿目的，非达到三角四分，决不出衙门。这天的请愿由泥木工会秘书易礼容任首席代表。上午9时，队伍冒雨向县公署进发。“沿途大呼‘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上工’，秩序井然”。毛泽东这天穿了一件对襟衫，大步走在工人队伍中间，指挥着请愿示威游行的队伍。他手上带着一个口哨，吹一声口哨，工人们喊一句口号，连吹连喊。队伍到了县署后，请愿代表分两批入见周瀛干。第一批代表出来无结果，又派第二批代表进去谈判。时过正午，仍无消息。毛泽东便从人丛中跳到坪中的花坛上，向工人鼓动：如果等一会再没有消息，我们就一起到衙门里找周瀛干讲理。他说完，领着工人高呼：“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过了一阵，里面仍无动静，工人们就喊着口号，一齐往衙门里冲。守卫的士兵用刺刀对准工人，被工人夺下两支枪。

　　由于工人同卫兵起了冲突，赵恒惕调来一连军队包围工人，但工人仍不屈服。于是，赵又改用缓兵之计，派参谋长出来“调解”，答应“三天之内解决”。工人代表坚定不移地回答，什么时候解决，什么时候回去。省政务厅长吴景鸿被迫答应次日上午召集公团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协商。毛泽东同代表们商量，暂时同意了这个办法，于凌晨3点钟，工人撤离县署。

　　经过一天一晚的激烈斗争，周瀛干深为工人声威所震惊，有加害工人首席代表之意。毛泽东洞悉后，便决然自己出任首席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