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在国民革命的洪流中(2)

　　第14号通告是号召全党反对军阀吴佩孚、萧耀南镇压国民党左派的运动。1924年5月13日，由于工贼告密，国民党汉口执行部机关遭破坏，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执行部组织部秘书许白昊，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部长刘芬等7人被捕，随即押往郑州，直至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失败，萧耀南倒台，许、刘等才获释。通告愤怒谴责吴佩孚、萧耀南破坏革命，充当列强破坏中国民族运动的帮凶。

　　第15号通告是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问题。在这份通告内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一词。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从开始形成的那天起，就存在着斗争。国民党右派分子千方百计排斥共产党，分裂国共合作。1924年6月1日，孙科等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邓泽如、谢持等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15号通告针对这些情况指示全党同志，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另一方面“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政策，“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号召全党揭露右派摧残工运、农运，反对联俄、联共的罪行；同时应“‘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形成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中坚力量，以利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组织。这个协会吸收成员应严格注意质量，以不满意国民党右派主张为重要标准。这种“国民对外协会”是一种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惟在国民党不能公开地方，完全由我们造成国民党党部，可用协会名义，对外公开。从毛泽东起草的这个通告看，当时中央有些同志打算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建立以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统一战线，以对付国民党右派的分裂。后因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并在国民党一届二次执委会上申明国民党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言论行动能否依该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从而击退了右派的进攻。因此，“国民对外协会”也未组织。

　　第17号通告是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1924年9月初，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为夺取奉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控制下的上海发动战争，导致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9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三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同时，陈独秀、毛泽东签发了第17号通告。《通告》指出：此次江浙战争，显然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泰斗操纵中国政治的一种表现；无论对于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若有偏袒的言动，都是牺牲人民利益来为军阀势力张目。我们对于此次战争的态度只有暴露其实在性质，藉之使人民了解在双重宰制之下中国和平之无望，每一次军阀战争的结果，只有加增人民的痛苦及被奴役的地位；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惟有国民革命。

　　第21号通告是关于加强党务工作问题。《通告》说：加强党务工作，有益于加强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有益于沟通上下情况，了解实情，指挥得当；尤在斗争尖锐、复杂的环境下，更需要加强党务建设。但是“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为此，《通告》要求各地党小组及地方委员会的组织生活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开会时应常常提出具体的政治问题讨论，以教育各个同志；应做出工作规划、分配各同志，训练各同志，使成为真能行动的党员；各级党组织每次接到中共中央的文告后，应即提交会议讨论，并尽力执行，执行时有无障碍及其结果，均应随时报告中央。

　　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局秘书期间，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十分重视。1923年9月6日他亲笔起草了《钟英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信》（钟英为中央局的代号）。信中说：中共中央议决“出席贵会会议代表为委员长与秘书，请于开会时通知此二人中之一人”。毛泽东经常代表中央出席团的会议，指导团的工作。1924年9月27日毛泽东手稿《钟英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信》曾针对团中央个别领导闹独立的倾向提出批评，强调团中央的人事安排，必须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信中说：39中央局，来示质问三点答复如下：第一点，和森同志患病，在病愈以前推项德隆（即项英）同志出席团中央会议。第二点，中共中央有自由调遣党员的权力。至于张伯简同志是否留中共中央局长期作事，俟稍后决定了通知团中央，但现时并未正式决定。第三点，赵世炎同志到京接办政治生活，刘仁静即可返沪任团中央委员长，并未变更前议。

　　毛泽东在上海工作期间，仍在关注长沙文化书社，继续做着“特别交涉员”的工作，为书社采购书刊。1924年3月16日他给上海民智书局账房夏先生的信写道：“昨日承兄替长沙文化书社所配的书，应请扎成大包，上面写明松兴公寄至汉口顺丰转运公司，转交长沙贡院西街11号文化书社易礼容收字样。”民智书局是国民党在1921年创办的出版机构，1922年秋开始营业，1924年已属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松兴公是上海一所民办信局，设法租界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附近。为避免反动政府检查，扣留邮件，中国共产党常通过此信局寄送书刊。为协助毛泽东工作，1924年6月，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来上海。她在党中央机关从事文书誊写、收发工作外，还常在晚上到上海小沙渡工人夜校上课。

　　二、在国共合作中的工作

　　1工作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1924年，毛泽东在上海。1924年，毛泽东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的同时，还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分任组织部秘书），“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人还有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等。

　　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始，党的工作重心是建立、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战争。毛泽东为这一中心工作，作了不懈努力。这些均在“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会议记录”中有所记载。

　　2月25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并负责会议记录。会议议决事项有六，其中“照2月20日谈话会结果通过执行部秘书处及各部职员”，毛泽东为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兼组织部秘书（后为张廷灏），并议决“由秘书处起草执行部办事通则”。

　　3月1日，上海执行部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开始办公。

　　3月6日，毛泽东出席上海执行部第二次执行委员会议，任记录。议决以平民教育运动为本党目前下手的工作，组织“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主管这个工作，凡属能做这种工作的同志都一律参加这项活动。

　　3月9日，他参加执行部主办的列宁追悼大会。11日，参加执行部委员“谈话会”，由他报告上海执行部工作情况。他报告说：上海执行部“曾发出通告两次：一为通知执行部办公；一为追悼列宁事”。执行部的组织部也发出了两个通告。第一号通告的内容是：（1）旧党员重新登记。（2）各区党部区分部报告各委员姓名、办事地点、管辖区域、党员人数。（3）发给宣言、章程、志愿书。第二号通告的内容是：“入党详细手续”。总之，这11天主要是“做清理旧案的工作新的事业，只有讨论关于平民教育的问题，决定加入黄炎培派之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组织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

　　3月13日，出席执行部第三次会议。会议“议决军官学校招生事项”，决定由毛泽东等负责黄埔军校在上海的招生事宜。湖南选送的赵自选、陈作为等就是经毛泽东复试，送往黄埔军校的。

　　3月20日，出席执行部第四次会议，兼任记录，会议议决“执行部对于管辖范围为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平民教育各种运动及宣传、组织、调查各种工作，均应有详细计划，决定由各部及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拟具草案，交秘书处审查、整理，提交执行委员会议议决，使各种工作进行有所遵循”。

　　5月5日是孙中山就任广州政府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日，上海执行部在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私宅组织了庆祝集会并合影，毛泽东是这次集会的组织者之一。

　　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除广东根据之外最主要的机构，担任各部部长的都是国民党的元老人物，像组织部是胡汉民，宣传部是汪精卫，工人农民部是于右任，青年妇女部是叶楚伧。由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内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许多工作无法开展。这年11月17日，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和谈路经上海，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谒见了他，向他阐述了中共对北上和谈的看法，并呈送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对于时局之主张》，希望孙中山本着国民党一大宣言、政纲及他自己的北上宣言的精神和原则，与北京政府谈判。

　　同时，呈交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主任毛泽东、组织部秘书张廷灏、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组织部指导干事罗章龙等14人写的信。信中说：“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职员等薪金积压4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没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这封信，实质上是揭露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委戴季陶、叶楚伧等破坏国共合作的右派行径。

　　当时在执行部里，以毛泽东、恽代英等共产党员为一方，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如负责组织工作的毛泽东，在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时，有些国民党老党员心理上很不平衡：“我们干吗要来填表，年纪轻轻的共产党人，倒要来问我们的履历!”他们以不向“毛头小伙”交待履历为藉口拒绝登记。毛泽东等共产党员，团结国民党左派与那些实际上反对改组的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明确宣布：凡不登记者就除名。这是纪律，没有纪律，无法革命。那些以“老党员”自诩的右派乖乖就范了。

　　当时同毛泽东一起在执行部工作的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回忆了这样一件事：“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和汪精卫都站起来打招呼，罗章龙和毛泽东不认识那人没有动，只听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他得到的回答当然是党员人人都要填。这使他怒不可遏地冲了出去。毛泽东他们一打听，才知道那人就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谢持，是个反对改组的右派中坚人物。毛泽东于是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有了这个台阶，谢持还是填了表。”

　　国民党上海第四区党部成立时，斗争更是白热化。上海第四区党部范围内，居住着国民党内的许多高级将领。区党部成立会前，国民党右派酝酿了两个方案：一是合法地争取领导权，请孙中山出来为他们说话；二是破坏选举。第一方案遭到孙中山拒绝后，他们雇用流氓、打手，混入会场，企图制造武斗。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动员共产党员、团员和国民党左派，由王荷波组织纠察队，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会议顺利进行。

　　这年8月1日，在叶楚伧的策划下，一些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南方大学召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当时激起左派的反对，造成武斗。次日，右派分子又闯入上海执行部，殴打邵力子。事件发生后，由毛泽东领衔，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沈泽民、韩觉民、王基永、杨之华、李成、刘伯伦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的破坏国共合作罪行。此后，毛泽东与叶楚伧的斗争公开化。毛泽东成为共产党在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对叶的分裂行径予以及时的揭露，因此叶楚伧最恨毛泽东。由于叶的排挤、打击，独断专行，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上海执行部，致使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无形停顿。毛泽东等14人致孙中山的信，也说明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瘫痪情况。

　　由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被右派篡夺，又由于在国共合作统战策略上毛泽东与陈独秀的观点已有一定差距，加之他工作劳累，身体虚弱，睡眠不佳，乃于1924年12月底请假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疴”，直至1925年9月。

　　2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久，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该会上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并确认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这是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重大进展。大会还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但是毛泽东并未当选。

　　不久，孙中山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全国人民深切悼念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国共两党积极组织群众，广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精神且规模不断扩大。接着，五卅运动席卷全国，将大革命推向高潮。同时，国民党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进一步分化，尤以国民党内左派领袖廖仲恺于1925年8月被暗杀为标志。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势力逐步增长。在这种形势下，国共两党关系更加复杂，而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湖南归来。

　　1925年9月，毛泽东到达广州。这时，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因政务繁忙，无暇兼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职事，于是，他在10月5日即推荐毛泽东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

　　毛泽东赴任后，决定改变宣传工作长期存在的杂乱，效率低，范围狭窄的状况。首先着手健全宣传工作体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原来管辖的范围实际上只有广东一省，其他省市党部宣传部门与之没有联系。毛泽东则采取两条措施，一是通过报刊和交通工具向各省市宣传部布置宣传要点，二是要求他们定期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因此，到1926年5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时，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的省市已达12个。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很快就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