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4章 建立合理的外交新秩序(4)

　　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做出“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5月31日，美国国务卿顾问凯南私下拜会了苏联驻联合国负责人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者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并表示愿意“恢复战前状态”，愿意“讨论逐渐撤退外国军队”。6月初，美国又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多次透露愿意通过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意图。与此相联系，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在军事上也暂时放弃了全面进攻的战略，改为在“三八线”附近构筑阵地，转入战略防御。

　　美帝国主义被迫要进行停火谈判了，这是中朝人民在军事上取得的伟大成果，谈判已势在必为，采取正确的策略，在谈判桌上迎战美帝国主义是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1951年6月，李奇微发出了谈判声明：

　　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事项：因为我得到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贵方对本方的答复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可以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李奇微

　　1951年6月30日

　　周恩来分析认为，美国的谈判的确是出于无奈，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周恩来请示毛泽东：金日成发来电报，希望彭德怀代表志愿军出席谈判会议。

　　“这不太好吧？彭德怀是中方统帅，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都不宜直接出面谈判，还是让副司令邓华和参谋长解方去谈判吧。”

　　“主席。我看还可以派李克农和乔冠华去朝鲜，充实谈判代表团的力量，他们俩精通外交，擅长谈判。”

　　“好，就这么定吧。”毛泽东肯定地说，“对了，你再给金日成和彭德怀发个电报，让他们尽快答复李奇微。”

　　7月1日，朝鲜人民最高司令官金日成首相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彭德怀以声明的形式答复了李奇微：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

　　你在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已收到了。我们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在北京车站，首都人民热烈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从此，朝鲜战争结束了大规模运动战的时期，而代之以边打边谈，谈谈打打的僵持阶段，这个阶段前后延续了两年之久，双方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其间历经了大大小小无数的防御战和反击战，包括最着名的上甘岭防御战和1953年夏季的金城反击战等，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英勇艰苦的斗争，保证了谈判的胜利。

　　1953年7月27日，是一个世人瞩目的日子：历时两年多的朝鲜停战协定终于签字了。

　　同日，彭德怀司令员向朝中部队发布命令：自1953年7月27日起，即停战协定签字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美国联军总司令克拉克沮丧地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还是第一次。”

　　这场从“三八线”上爆发的战争，在历经3年多后，终于在“三八线”附近宣告结束。

　　三、建立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传统友谊

　　1援越抗法

　　1950年3月，应越南共产党中央和越共主席胡志明的请求，毛泽东毅然决定尽力向越南提供抗法斗争所需要的一切援助，并派出军事顾问团，直接协助越南人民军进行抗法战争的作战指挥。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国内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做出这一重大决定，无疑已经成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斗争史上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

　　越共主席胡志明早在20年代就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45年8月，正当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际，以胡志明为首的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越南人民举行了全国总起义，并于9月2日宣告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担任国家主席。不久，法国在越南南方重新发动殖民战争，进而开始了对越南的全面进攻，越南人民被迫进行长期抗战。在越南抗法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与印度支那共产党建立了无线电联系，互通情况，共同商讨一些重大问题。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亚洲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1950年1月18日，中国政府率先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将越南政府要求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转交苏联等国。与此同时，胡志明秘密访问中国，以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抗法的请求。由于毛泽东已于1949年12月出访苏联，此时尚未回国，胡志明便转赴莫斯科同斯大林和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商讨了有关越南解放事业的问题。斯大林表示，援越抗法任务主要由中国承担。3月，胡志明在北京再次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抗法的具体要求。

　　这时，作为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面临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从国内情况来讲，大规模的剿匪作战正在进行，解放台湾的作战已开始准备，国家经济尚未恢复，战争创伤急需医治。但是，为了支援兄弟党和友好邻邦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共中央、毛泽东毅然决定答应胡志明的要求，尽力向越南提供抗法斗争所需要的一切援助。随后，经中越双方商定，派陈赓为中共中央代表，协助越南组织边界战争，打通边界交通；派罗贵波为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常驻越南，与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协商援越抗法重大事宜；同时决定派遣以韦国清为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为副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军进行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

　　1950年4月17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做出决定，从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各抽调一个师(包括师、团、营级指挥)的全套顾问，另从第四野战军抽调一个军官学校的全套顾问及教员，从第三野战军选调人员组成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顾问团部分人员于6月中旬陆续到达北京。

　　6月27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在中南海接见顾问团部分人员，对援越工作的意义、任务、工作方法以及与越南同志的团结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要求顾问团全体成员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不怕牺牲，不畏艰苦，全心全意帮助越军建设好军队，多打胜仗，争取抗法战争的胜利。7月上旬，军事顾问团人员在广西南宁集结，进行思想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并制订了《顾问团守则》。下旬，军事顾问团正式组成，下设军事、政治、后勤三个顾问组。

　　1950年8月12日，中国军事顾问团征尘未拂，赶到了越军总部所在地广渊地区。韦国清任越南总军委和越军总司令顾问，梅嘉生任军事顾问组组长，邓逸凡任政治顾问组组长，马西夫任后勤顾问组组长，梅、邓、马三人分别担任越军总参谋部、总政治局和总供给局顾问。同时，也向越军主力部队第三○四师、第三○八师、第三一二师派驻了顾问组。1955年6月25日，毛泽东到机场欢迎来我国访问的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陈赓一行，奉毛泽东之命，于1950年7月初已启程赴越。在中越边界的崇山密林间，陈赓一行艰苦跋涉20多天，进行有关军事、政治情况的调查，于7月27日到达太原省越共中央和越南政府驻地。胡志明一见毛泽东派来了陈赓这位20多年前在广州黄埔就已结识的老朋友，立即迎上前来紧紧拥抱，并十分高兴地朗诵了特为陈赓而作的两句中文诗句：“乱石山中高卧士，茂密林里英雄来。”

　　8月14日，陈赓到达广渊越军前线指挥所，与韦国清率领的中国军事顾问团会合，继而会同越军总部制定了边界战役的作战方针和计划。为了保障边界战役的胜利，毛泽东曾指示中共中南局、广西省委及陈赓、韦国清：越南“粮食不足时，广西省委负责接济并运至友境。汽油及其必需物资，亦由广西负责，随缺随补”。正是由于中国的无偿援助，加上有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经过一个多月准备，边界战役于9月16日开始打响，19日，进攻东溪首战告捷。不到一个星期，战役以解放高平、东溪、七溪、谅山等战略要地，打破法军经营多年的防线而胜利结束。边界战役随之成为越南抗法战争中空前的大胜利。

　　边界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电召陈赓回国汇报援越工作，继而令他率部转赴抗美援朝战场。离越回国之时，胡志明高度评价说：“陈赓具有老布尔什维克的风格和伟大国际主义精神。他给我们党和军队留下了一份珍贵礼物。”

　　从1950年底到1952年12月，中国军事顾问团又协助越军组织了红河中游、东北(18号公路)、宁乎、西北等战役。其中，1952年10月发起的西北战役，歼敌13800人，解放约28500平方公里土地及其25万人口。这些战役的胜利，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越南北方根据地，打通了中越边界的交通线，进而为夺取抗法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根据抗法战争战略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及时指示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拟制新的作战方案，以歼灭法军有生力量，乘胜扩大战果。1953年12月6日，越共中央讨论批准了中国军事顾问团制定的奠边府战役作战方案，并成立了由武元甲任总前委书记和总指挥的奠边府前线党委和指挥部，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为前线总顾问，胡志明要求越南“全军、全民、全党务必集中全力打好这次战役”。

　　中国军事顾问团与越军前指共同确定了“稳扎稳打、严密包围、逐点攻占、波浪式推进、最后总攻”的作战方针。

　　夺取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奠边府战役准备过程中，毛泽东又明确要求彭德怀，在“越南必须增建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限期六个月内组成装备并训练成功……炮如不足，应从中国现有炮兵中抽调，让我们的一部分炮兵暂时变为徒手，以待将来补充”。越军许多建制部队都是首先在中国境内接受装备，进行训练，而后回国参战。

　　1954年3月13日，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对已被包围了三个月之久的奠边府守敌发起攻击，至4月下旬扫除了莫边府周围据点，逐步紧缩了对法军的包围圈。5月1日，在中国装备越军的火箭炮及其他炮兵强大火力掩护下，越军发起总攻。战至5月7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16200人，俘敌奠边府之战最高指挥官德卡·斯特莱少将以下官兵10900人，击落击伤各型敌机62架。

　　毛泽东和胡志明(中)在彭真的陪同下进入会场。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宣告了法国侵越战争的彻底失败，迫使法国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同年7月，法军撤出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北纬17度线以北的越南北方全部解放。

　　越南抗法战争的胜利，除了中国军事顾问团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之外，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决定向越南提供的大量的无偿援助，无疑成了战争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中央军委派往越南的军事顾问团，在协助越军组织指挥作战的同时，还为加强越南人民军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则在中国境内帮助越南人民军训练部队，开办军官学校和驾驶、通信等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在抗法战争期间，先后为越军培训军事、技术干部1.5万余人，成了抗法战争的越军骨干。

　　1956年3月，中国军事顾问团圆满完成了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使命，奉命全部撤回国内。

　　2接见印尼总统苏加诺

　　1956年9月30日，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印尼总统苏加诺应毛泽东的邀请，带着印尼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

　　毛泽东非常重视苏加诺的来访，他亲自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西苑机场迎接印尼贵宾的到来。下午2时，苏加诺总统的专机在群众的欢迎声中缓缓降落。苏加诺迈出舱门，一边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一边走下舷梯，向迎面走来的毛泽东走过去。当两国领导人热烈握手，互致问候的时候，涌动的人潮中传出了更为热烈的欢呼声，苏加诺不仅为中国政府安排的盛大欢迎场面所感动，而且对毛泽东亲率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迎候表达了无限的感激之情。在毛泽东的陪同下检阅完三军仪仗队后，苏加诺在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非常感谢各位的欢迎，不仅以我个人的名义，而且以8200万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名义。”

　　“大家对我的尊敬，实际上也就是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尊敬。没有人民，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我不是印度尼西亚独立赐予者，独立是人民斗争得来的。我不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父亲，我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儿子。各位对我的尊重，我将全部转达给印尼人民。”

　　欢迎群众对苏加诺的讲话报以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毛泽东也走上前去，同苏加诺一起并肩走向欢迎群众。顿时彩旗招展，欢声雷动：

　　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万岁

　　和平万岁

　　默地卡(独立)！朋加诺(兄弟）

　　一束束鲜花伸向苏加诺，一把把花瓣撒向毛泽东，两位领导人被包围在花的海洋之中。

　　毛泽东、苏加诺在工作人员的疏导下走出人群，登上敝篷汽车缓缓驶出机场，百余辆汽车紧随其后，浩浩荡荡，犹如一条长龙，行进在万花丛中。从西苑机场到新华门，20公里的道路两旁，数十万人夹道欢迎。毛泽东、苏加诺乘坐的汽车驶到哪里，鲜花就撒向哪里，欢迎声就响到哪里。汽车在鲜花的簇拥下驶进了中南海的勤政殿，苏加诺将下榻在这里。

　　9月30日下午6时，毛泽东在勤政殿参见了稍事休息的苏加诺一行。宾主落座后，毛泽东打开了话题，说：“万隆会议是一次极好的会议。一年多来，整个世界都有很大变化。你感觉到这一点没有？”

　　10月2日，毛泽东举行国宴招待苏加诺总统。苏加诺对毛泽东的观点亦有同感，肯定地回答说：“是的，的确如此。我不论到哪里，大家都提万隆会议。”

　　“读了你在美国的演说，我们都特别高兴。在那样的国家，讲那样的话，非常好。你是代表了整个亚洲。”毛泽东对苏加诺的气魄与胆识表示赞赏。

　　苏加诺自信地说：“我也认为我是代表亚洲说话的。”

　　“实际上，你是代表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毛泽东补充说，接着问道：“美国的招待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