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交锋 (1)

　　北京的京西宾馆，成了全中国的“焦点”。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这里开了36天。陈云向“两个凡是 ”放了一炮，震动了会议。经过艰难的斗争，“天安门事件”在会上终于得以平反。华国锋、汪东兴不得不在会上承认“两个凡是”错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国务院务虚会受到好评

　　1978年7月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会议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主持。这个会议采取边工作边开会的方式，差不多开了两个月，直至1978年9月9日结束。

　　国务院务虚会的出席者有国务院所属各部、委、直属局、室（组）的负责人，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如何加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国务院务虚会实行自由发言，开得生动活泼。会议触及经济建设领域中诸多敏感问题：尊重经济客观规律，反对长官意志，讲求经济效益；重视提高人民消费水平；改革工资制度，实行按劳分配；重视商品生产；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灵活利用国外资金；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对中国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提出挑战，反映了经济领域强烈的改革开放意识。

　　国务院务虚会反映了思想观念的巨大转变：从过去的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发展到向国外大规模借贷，由单纯引进成套设备发展到吸引外资到中国开办合资企业，由借贷发展到境外发行外债。

　　在1978年中国同外国签订了22个重点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项目的意向，共需外汇130亿美元（1978年已签约部分为 78亿美元），按照当时的美元价格约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工程投资200多亿元人民币，共需600多亿元人民币。 1978年一年中，引进已经签约金额相当于前五年（1973~1977）成交总额的两倍，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总额的 89.2%。这一年是建国以来技术引进规模最大、进展最快的一年，涉及十几个国家几百个厂商。

　　9月9日，李先念在总结报告中指出：要“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科学研究水平和经济管理水平，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这个目的一定要明确。要努力引进中国当前急需的先进技术”。要“搞好技术引进，努力扩大出口”。

　　李先念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国务院务虚会议结束之后，李先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汇报，引起党中央极大兴趣，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都认为会开得很成功，务虚会这种形式很好。

　　叶剑英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建议中央开一个理论方面的“务虚会”，专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统一大家思想。

　　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时也说：“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谈，免得背后讲，这样好。 ”

　　此后不久，在北京京西宾馆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便是“索性摆开来谈”的会议（在这次重要会议之后还召开了专门的“理论务虚会”）……

　　邓小平的建议成了“会议的中心”

　　北京宾馆林立，宾馆迎宾接客，电话号码当然可以从电话号码本或者“114”那里查到。然而，在北京西城，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京西宾馆，却无法从电话号码本或者 “114”那里查到电话号码。

　　显然，这是一座不对外的内部宾馆。

　　笔者虽然因出席会议而多次住在京西宾馆，但是并不了解京西宾馆的历史。这一回，为了写作本书，笔者到京西宾馆作了专门的采访。

　　据京西宾馆有关人员告知，京西宾馆建于1964年秋，原本属于部队系统，有着很严密的保安措施。

　　京西宾馆不仅大门口有军人站岗，每幢楼的门口也有岗哨。

　　另外，京西宾馆有着宽敞的走廊、大房间、大餐厅，每层楼都有几个大小不一的会议室，可供分组讨论用。在主楼之侧，还有一座大会堂，可供召开大会之用。

　　这样，京西宾馆建成后，不光是供部队开会，而且成了北京召开各种重要会议的场所。

　　在京西宾馆建成之前，中共八大的代表是住在北京饭店。那时，每一次中共中央全会，也在北京饭店召开。但是，在京西宾馆建成之后，中共中央全会如果在北京召开的话，几乎都在京西宾馆召开。每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开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往往住在这里。全体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里大大小小的会议室则成为分组讨论的会场。在“文革”中，京西宾馆曾一度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大闹京西宾馆”轰动全国。

　　所谓“大闹京西宾馆”，是指196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讨论军队里搞不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江青、陈伯达、叶群等“文革新贵”们也到会。在会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们坚决反对军队里搞“四大”，跟江青等发生激烈争论。在第二天的会上，叶剑英拍桌怒斥江青们，以至把右手掌骨震裂。徐向前在拍案时，把茶杯震落在地上……

　　此后不久，在1967年2月中旬，老帅们和几位副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又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新贵”们正面冲突，被称为“大闹怀仁堂”。

　　这“两闹”，被合称为“二月逆流”……

　　随着“批判二月逆流”之声震撼全国，京西宾馆也就广为人知了。

　　1978年11月10日起，一次重要的会议也在京西宾馆举行。

　　这便是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这是一次历时长达36天的极为重要的工作会议——会议闭幕式之前开了34天，在闭幕式之后又开了2天，共计36天。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人，共 212人（应出席人数为218人）。

　　1978年11月10日下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开幕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开幕式上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题：

　　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

　　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工作会上的讲话。

　　本来，按照华国锋所宣布的这三项议题，这次会议只是一次具体的工作会议。华国锋最初规定的会期是半个月。

　　在宣布这三项议题之后，华国锋又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

　　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在新时期总任务总路线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这是新形势的需要。列宁和毛主席都曾提出过按照形势的需要，实现这种转移。这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

　　华国锋原本打算，花两三天时间讨论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然后，即转入他提出的三项议题的讨论。

　　其实，华国锋所说的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这个“会议的中心”，是邓小平在会前提出的，并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

　　正是邓小平的这个提议，扭转了这次会议的方向，使“会议的中心”转移。

　　邓小平所说的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一件战略性的大事，确实是“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如果不进行这一讨论，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就不可能是一次思想大解放的会议，不可能成为冲破“左”的禁锢的会议。

　　早在1958年初，毛泽东曾经谈及过这一问题。

　　那是1958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讨论领导生产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

　　今后思想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会有，但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毛泽东的话，萌发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意思。因为在当时，经过1957年激烈的“阶级斗争”——“反右派运动”——毛泽东想在1958年转向经济建设——发动“大跃进”——所以产生了全党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的想法。

　　很遗憾，毛泽东刚想转移全党的工作重点，很快就被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运动”所打破。全党工作重点仍放在“阶级斗争”上。毛泽东晚年，深深陷入“左”的迷误，他一直注重“阶级斗争”，从“反右倾”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发动那“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毛泽东一直把全党的工作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之上。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仍然放在“阶级斗争”上。

　　邓小平首先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即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一艘巨大的航船，那么，工作重点的转移，则意味着“转舵”，意味着从“阶级斗争”航线转到经济建设航线。这确实是战略性的重大决策。

　　1978年9月，邓小平从朝鲜访问归来之后，在视察东北三省时，便提出这一战略性的重大决策：

　　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提出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点。

　　邓小平曾在1982年9月18日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前往成都访问途中，忆及1978年9月从朝鲜归来，在东北三省的谈话内容。邓小平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谈话，全文如下：

　　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

　　到了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经济高度发展了，物资极大丰富了，才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召开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先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上，华国锋提出了那三项议题。邓小平以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所以，邓小平建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三项议题之前，先讨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所以，华国锋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布了会议要先进行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

　　华国锋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只字不提已经在全国热烈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没有表示“两个凡是”应该否定。实际上，这是华国锋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又一次采取“不表态、不卷入”的态度，引起了到会代表的不满。

　　开幕式之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个小组进行分组讨论。

　　陈云作了“爆炸性”发言

　　刚刚开始分组讨论，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作了第一次发言，便使整个大会为之震动！

　　陈云是中国资深的政治家，他和邓小平是当时健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对几位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作的题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谈话中，谈起中共领导集体形成的历史，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这一段话清楚说明，陈云是属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个核心成员。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彪都已经去世，在当时健在的只有邓小平和陈云。

　　陈云在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曾表示坚决的支持。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曾为邓小平平反和复出，作了重要发言。由于受到华国锋的压制，陈云的重要发言，没有登上会议简报。

　　在中共十一大上，陈云没有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只是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其实，即便在“文革”中，陈云在中共九大、十大，也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

　　这时，陈云仍住在北京北长街的老房子里。 1978年7月1日，阔别多年的陈云的老秘书刘家栋去看望陈云，曾目击这样的场面：

　　1977年，闹地震时盖的防震棚还没有完全拆除，上面已经空了，但钢架还在屋内立着。架子下面有一对破旧的小沙发，沙发的白布罩已经变成 暗灰色，上面尽是破洞，看上去已经用了一二十年了。一个不小的办公桌，桌面上只有一部旧的电话机，一个台历，一份文件也没有。从这些摆设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安排工作，没有事干，还在“待命”。

　　“待命”中的陈云，终于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了震惊中国的声音，表现出他作为资深的中国政治家的勇气。在中国政坛上沉默已久的陈云一发言，便引起全会的广泛注意。人们惊讶地发现，陈云的话是那样的尖锐而有分量，见解是那样深刻。陈云以为，在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必须做好安定团结工作，而众多的历史遗留问题不加解决的话，也就无法安定团结，无法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指出：

　　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

　　陈云首先指出，“文革”中震动全国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案应予平反。陈云此言，一下子引起全会关注。陈云说：

　　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