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新时期的里程碑 (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从此，中国从1957年下半年以来长达21年的“左”的阴影中走出来。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

　　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紧紧衔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1978年12月13日举行了闭幕式之后，又开了两天会，于12月15日结束。会议结束之后，代表们却大多还是住在北京的京西宾馆，还有不少“新面孔”搬进了京西宾馆。

　　原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趁中共中央委员们大都在北京，马上就接着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是212人（应出席人数为218人），而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人数更多，有中共中央委员169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12人。

　　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12月16日（由于时差，这天美国时间为12月15日），发生了一桩震惊世界的外交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卡特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提前15天，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自1979年元旦起正式建交。

　　从此，中美关系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也就在12月16日这天，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这一调查报告，是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报告指出，在“文革”中把薄一波等61人打成所谓的“叛徒集团”是一大错案。薄一波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的出狱手续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12月17日上午10时，华国锋以国务院总理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中美建交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招待会由当时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主持，100多名记者出席了招待会。华国锋的两侧，坐着外交部部长黄华和外交部副部长、主管美洲事务的章文晋。

　　华国锋回答了记者们的六个问题。

　　翌日──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大会厅开幕。

　　会场的正中，高悬两幅画像，即毛泽东像和华国锋像。

　　画像左侧，是一幅红底白字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画像右侧，是另一幅红底白字标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诚如本书开头的“小引”中所言：

　　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7月在上海诞生以来，已经举行过17次全国代表大会。至于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选举产生的每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已经开了上百次中央全会。然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却是一次非同凡响的中共中央全会，其深远的意义超过了许多次中央全会，甚至超过了许多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此令人瞩目，是因为中国当代历史在这里大转折！

　　然而，如此非同凡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而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而此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却开了36天！其实，就某种意义上讲，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大转折”所涉及的众多的问题，已经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了深入的交锋，充分的讨论，然后提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结论。正因为这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会在5天之内，作出一系列历史性的决策。

　　就某种意义上讲，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又是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舆论准备。从1978年5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来，掀起了全国性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一大讨论，导致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推倒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方针，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铺平了思想道路。

　　有了7个多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有了36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这情况很类似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之前，有了因湘江之败而引发的全党、全军对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以及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左”的军事领导的强烈不满，有了湖南的通道会议，有了贵州的黎平会议，对博古、李德进行了初步的批判。在贵州黎平县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甚至已经作出了让李德“靠边”的决定。这时，虽然中共中央总负责仍是博古，但是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已经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所接受。正因为有了前面的这些“铺垫”，毛泽东才会在遵义会议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

　　其实，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也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铺垫”。

　　纵观中共十一大以来的历程：中共十一大是在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召开的。在中共十一大结束后，8月19日，紧接着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只花一天时间选举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等。中共

　　十一届二中全会是在1978年2月18日至23日召开的。这是一次平常的会议，几乎没有给人们留下多少印象。会议的议题只是审议即将召开的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的各项准备工作。华国锋主持了会议并讲话，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决定提请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本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只是讨论和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讨论和通过《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也只是讨论这些文件而已，会期也不过几天罢了。

　　然而，由于邓小平提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一下子使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从战术性的会议转为战略性的会议，会期也就由半个月延长至36天。

　　正因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一系列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也就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一系列战略性的决策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可以这么说：“瓜熟”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蒂落”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水到”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渠成”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也正因为这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就作出了使中国历史大转折的战略性决策。其实，确切地说，是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36天，再加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5天，总共41天，完成了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吴明瑜在跟笔者谈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曾说及一个关于中共中央全会的“规律”，倒是颇有几分道理的。

　　吴明瑜说，大体上一中全会是解决人事安排问题，因为一中全会总是紧挨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这新一届中央委员第一次开会，要选举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所以，一中全会总是解决新的人事安排问题。

　　二中全会一般平平淡淡，因为二中全会距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久，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到了三中全会，往往要发生变化，因为全国代表大会所决定的路线，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已经很明显，这时需要三中全会作出调整政策。

　　至于四中全会或者五中全会，则会出现激烈的斗争。因为临近下一次新的全国代表大会，要为下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人事、政策、路线上作出新的安排，理所当然会产生激烈的斗争。

　　当然，吴明瑜说的只是“一般规律”。

　　用这“一般规律”来观察、分析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至后来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倒是有几分道理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有声有色。据统计，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41天里，光是收到的发言稿就有500多份，仅会议简报就多达150万字之多！

　　正是因为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所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会取得了转折性的胜利。

　　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不同，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不一定都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顾名思义，出席会议的必须是中共中央委员或者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几位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名单上找不到名字的人物，也坐到了委员席上。他们是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共9位。

　　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因为中共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召开的，有许多干部在“文革”中蒙受的冤屈还来不及拂去，还没有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然而，如果要等到中共十二大，又太晚了。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临时措施，把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 9位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将来提请中共十二大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其实，这9位都曾是中共中央委员，都担任过重要职务。例如，黄克诚曾任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曾任中共第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胡乔木曾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尽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摈弃“两个凡是”的会议，但还是由华国锋主持。因为华国锋毕竟还是中共中央主席。坐在华国锋两侧的，理所当然是四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即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

　　汪东兴。但是，这次会议决定增选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大会一致选举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所以，陈云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跃升最快的人物：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

　　间，陈云还只是中共中央委员，但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一下子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另外，陈云还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这样，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下子增加了四项职务——尽管对于陈云来说，他早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早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便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显而易见，是因为他早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便提出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作了震动会议的两次重要发言。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使中共中央副主席增至5人。这5位副主席的排名顺序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

　　于是，中共形成了这样的领导核心：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这6人之中，华国锋和汪东兴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权势。内中特别是汪东兴，地位已经岌岌可危。

　　尽管邓小平排名第三，实际上他已经是“第一提琴手”。华国锋虽然仍是中共中央主席，随着“两个凡是”的破产，他已经从政治的巅峰跌下来。叶剑英虽然德高望重，但是毕竟年事已高。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确定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

　　这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十分相似：在遵义会议上，虽然只是作出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此后8年的中共中央总负责名义上一直是张闻天（毛泽东是在1943年3月2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才被“推定”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但实际上中共最高领袖是毛泽东。所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同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

　　正因为这样，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成为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首所形成的是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以邓小平为首所形成的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

　　本书“小引”中引述了邓小平对于第二代领导核心形成的论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于一个关键地位。

　　邓小平所说的“关键地位”，其实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邓小平是这样论述中共两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

　　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西北组的胡耀邦、萧华、汪锋、霍士廉等30人，就中共中央的组织人事调整提出了具体意见。他们的意见在大会简报上刊登之后，中南组、华北组也提出了关于调整组织人事方面的意见。

　　在会上，人们对汪东兴的意见最多，对华国锋也颇有微词。

　　不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时出于保持安定团结局面的考虑，提出“只增不减”、“只进不出”的原则，所以，仍让汪东兴保持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对他“不减”、“不出”。对于华国锋也仍让他保持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

　　这种处理方法，颇像1935年的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上，犯了“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总负责博古仍保持原职，而毛泽东只是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虽然当时要求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领袖的呼声甚高。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也仍只是保持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虽然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的掌舵人，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根据“只增不减”、“只进不出”的原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决定，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选举了以陈云为首的100人组成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纪，切实搞好党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立，是保障中共的政治路线得以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

　　全会选举邓颖超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197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会议。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领导层又一次作了若干调整，这些调整，显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继续。只是这些调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可作出，所以不必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