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然而，就在此刻，一种新的她自己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的感情也已经在她的心里萌发和生长起来。它在她那历尽了黑暗的悲痛和绝望的生命中突然灌注了一种新的力量和激情。……阻止她跟随儿子死去的最直接的原因是，这天夜里，从小屋背后，她听到的洛河洪水的咆哮已经是它的尾声了。一个真正的春天正在到来。在河堤上的林带里，也许是河对岸那已经浓郁地弥散着春的气息的原野甩，一只布谷鸟响亮地、清脆地叫着。“布谷一一！布谷一一！”人们总以为它在催促春播，但更可能的是，在这样一个仍旧飘散着些微的寒意的春夜里，陶醉在这由大地的深厚的土层发散出来的温暖和泥土本身的醉人的馨香之中，它突然忆起了去年遗失的一个美好的梦，于是就充满激情和渴望地叫起来。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司马丽君的生活里发生了许多事情。当她从南疆回到家里时，全国范围的一场对自卫还击战、对章阳及其他英雄的宣传还刚刚开始。

　　四月十六日，各大报刊出消息：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广西边防某部战士章阳烈士一等功臣的光荣称号：

　　汝日，新华社两次播发消息：广州军区在南宁隆重召开对越自还击作战胜利庆功大会。章阳烈士被军区党委正式命名为“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

　　紧接着，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以整版篇幅刊载了一位战地记者写的长篇通讯：《生命的赞歌》。这位记者在作战期间一直跟随章阳烈士所在部队行动，四六六高地战斗结束后不久他就冒着敌人的拦截炮火上了高地，那时山头上的战火还没有熄灭，敌人的冷炮还不时在这儿那儿爆炸，也就是在这天早上，蹲在连部指挥所的隐蔽部里，他写下了后来在《解放军报》上刊出的那第一篇关于章阳烈士事迹的新闻。在这篇通讯里，记者再次地洋细地介绍了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的全过程，突出地刻画了章阳烈士在战斗中的英雄行为和英雄形象。记者本人就是战争的参加者，也刚刚随部队从战场上撤下来，象每个参战军人一样，内心里也保留着许多具体的、鲜明的、原始的战场印象和一种对战争的特有的悲怆的心境，当他开始写这篇通讯时，那种原始印象，连同他的这种心境就不知不觉地化作特殊的激情，进入到了文字中，于是这篇通讯就有了一种格外催人泪下的效果。

　　当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为这篇通讯配发了短评，髙度评价章阳烈士英勇献身的精神，问时还赞扬了写出这篇通讯的记者；次日，共育团中央在其机关报上转载了这篇通讯，并且专门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第一次将章阳烈士称为“当代青年的楷模”，号召全国各族青年，特别是共青团员向烈士学习；次日，这篇通讯和这篇评论员文章又被全国十几家报刊转载。

　　就在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摄制组在紧张地拍摄反映对越自卫还击战全貌的纪录片《自卫还击》的同时，还加紧拍摄了一部反映章阳烈士英雄事迹的纪录片《英雄孤胆》。这两部纪录片在部队撤回国内后的短短半个月内就全部拍摄完毕，同时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影院开始放映。

　　随着这场宣传活动进入高潮，大量的吊唁信、慰问信和致敬信从全国各地向洛河边的这间小屋涌来。

　　来信的有工人、农民、党政干部、解枚军干部战士、大学生、中学生，少先队员和他们的老师，有即将离休或是已经离休的老红军、老八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战士，有回乡知青、残废青年、退伍军人、城市里卖大碗茶的个体户，小山村里梦想连电影明星的姑娘，甚至还有监里的劳改犯，不久前刚作过案的小偷、骗子。不管这些来信人的年龄、职业、文化索养、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人生的目的和愿望有多大的差异，有一点却是相通的：所有的写信人都奄无例外地被章阳的事迹感动着，所有的人都认为章阳的牺牲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都称赞烈士伟，光荣，不朽它们在司马丽君的生活里，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气氛。

　　有一封信是市委书记写的。它没有寄到司马丽君家里，却公开发表在本市唯一的一家日报的头版。

　　……市委书记王荔在书房里走过来走过去。房间里没有开灯。随着他的走动，他那瘦小的影子就在窗外透过来落到墙壁上的一片模糊的黄亮的路灯光里不停地被拉长或缩短。而当他停下来时，它也会固定下来，并在那儿化成一个形状奇特、边缘混沌的图像。

　　王荔是“文革”结束后重新被任命为这个市的党委书记的。作为一个十三岁就参加了地下党的老革命家，他的个人经历足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将告诉后人几十年的中国革命的真实历史和一个人生活与心灵的艰难曲折。王荔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在省城读初中时秘密入党，然后接受党的指示休学回乡，組织农民暴动，抢自己家的庄稼，失败后到了延安，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於战争，负过伤，立过功，也犯过错误。解放初期就被任命为这座城市的市委书记，五七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下到了一个县做县委书记，“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当过猪倌、牛倌，赶过马车，掏过大粪，妻子病死，女儿发疯，唯一的儿子同他断绝了关系。七八年底重新回到阔别多年的市委书记的办公室里，他发觉要亲自着手处理的是差不多整座城市的一切问题：党和政府的建设、干部、生产、交通、财政、“文革”中遗留的冤假错案、“右派”的平反和重新安置、郊区灾民的救济、接待因各种原因上访告状的老百姓、以及某一家工厂因原料短缺而停产、某一家铸造厂因发不下工资卖了万吨水压机、某工厂一栋集体宿舍楼上没有厕所、女工们不跑半里路就找不到公厕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他带来了一种整体的沉重和痛苦的感觉。

　　当然今晚还有更具体的原因，迫使他待在二楼的书房里，不开灯，并且让秘书把楼下的门从外面锁死。虽然他自己不愿承认这个。这几天里，他那个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女儿每天晚上都会跑回市委大院找他，找她的妈妈，闹得他一夜一夜难以成眠。女儿患的是精神分裂症，已经有差不多十多年的病史，治愈早已无望。一次又一次，他强迫自己忘掉女儿，让自己相信过去那个聪慧伶俐的小毳毳已不存在，规在活着的只是一个没有理智的病人，以便从那种撕裂灵魂的，痛苦中解脱。但女儿毕竟是女儿，她每回到市委大院里闹一次，那种撕裂灵魂的痛苦他就要重新经受一次。

　　为此他才让秘书锁死了楼下的门。楼上也没有开灯。他每时每刻都在恐惧地谛听着楼下随时可能重新响起的女儿的打门声，她那歇斯底里地呼唤爸爸和妈妈的声音。女儿同别的精神病人不同，别的精神病人差不多只会笑，只会胡言乱语，不再会哭，女儿即使在病情最重时也还会象当年妈妈死时那样嚎啕大哭，象个正常人…样哭得涕泣涟涟。使他时常觉得医生的诊断是错的，女儿不是真疯。一次次的同女儿的重逢又加强了他心里的绝望：女儿确实疯了。象当年他不能帮助患忧郁症的妻子一样，此时他也不能帮助女儿。秘书已经给医院打过电话，今晚不要让病人再随便跑回市委大院来。伹他也不敢保证，女儿真的不会回来。

　　他重新在写字台前的旧藤椅里坐下，将白发苍苍的头深深埋在两只手里。这是他晚上开始思考问题时的习惯姿式。这种姿式可以使他心中那些杂乱的沸腾的感觉与思绪平息下来，只去想那个要思考的问题。自从复职以后，为了排遣失去妻子和儿女的孤寂，他先是强迫自己，后来便渐渐养成了夜里集中思考一个茧大问题的习惯。

　　但是要将那个问题置于内心注意力的焦点之上需要一个过程，一个短则几分钟长则半小时的痛苦的过程。楼下有风在吹动树叶，门扇“吱哑”响了一下，水泥甬道上远远地有了一串虚拟的或真实的脚步声，寂静笼罩在这一切之上又包容若这些响动，却使他的思绪难以集中到他要思考的那个问题上去。今晚他惊讶地发觉自己事实上是在等待女儿，渴望着女儿的脚步声和打门声。即使她是个精神病患者！

　　……他终于将思绪集中到那个问题上来了。他站起来，重新在书房里走来走去。在这一刻里他觉得自己又重新把握住了自己。他想抽支烟。可是医生严禁他这样做，他患有悵性支气管炎合并肺气肿，伹最重要的是秘书下午发觉并且拿走了那一包暗藏的“凤凰”牌过滤嘴；他想喝杯酽茶，但他的一位做过精神病医生的朋友曾提醒过他：夜间绝不能喝任何足以使他兴奋的饮料，因为即使不喝这些饮料他的精神也有一种过度兴奋的迹象；在市委书记女儿的发疯中，他隐约觉得在他们这个家庭的血液里有某种遗传的精神分裂症的基因。这个朋友说得那么严肃，而他又时常目睹女儿发疯时的情状，虽然他更相信女儿的病来自“文革”而非来自遗传，但朋友隐约为他描绘出的他也可能发疯的景象还是使他恐惧。他不能喝茶。坐下来。一时间思绪又乱纷纷的了，又听到楼下风催树叶的声音，隐隐的脚步声和打门声！

　　没有女儿的脚步声和打门声！

　　一团愤怒在他的脑海里炸烟一样散开来。市委书记站起，在屋里困兽般地疾走。他必须忘掉女儿的事。而只要他要求自己这样做，他就能够做到。他再次逼迫自己回郭要思考的问题上去，而他也果然做到了这一点。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并没有忘记女儿，这件事只是被他压抑到潜意识中去了。而这件事所具有的那种悲凉和痛苦也随着注意力的转移进入了他要思考的问题，首先就给后者蒙上了一种这样的情调。

　　市委书记今天夜里让自己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要他每日亲手处理的那许多问题背后，最根本、最重要、最应该由市委书记亲手处理的那个问题到底楚什么？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他这些日子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且，就在这个夜晚来临之际，他对它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答案。

　　这个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目前正在全社会弥漫的对一切事物的冷漠。冷漠的背后隐藏着过去数十年里中国的畸形政治带给全社会的普遍的伤害、失望和怀疑。不管程度如何，一场人民群众对党、政府，特别足各种政治口号的“信任危机”已经发生。五十年代你可以在一个晚上凭一声呼喊让几十万市民走向一座水库工地或一道桥梁工地，而今天你即使动员半个月也难保证十个人会齐心协力将一座院子打扫干净。

　　这种信任危机、这种由普遍的失望、怀疑引起的普遍的冷漠必然带来一种普遍的不负责任。而普遍的不负责任则必然造成全部社会生活的紊乱与停滞不前。这种现象甚至已直接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停的烦扰和深重的苦难：每次女儿从精神病院跑出来，他的秘书或者办公室主任就会给医院的院长打一次电话，催促他们负起责任，看好病人，别让她晚上再跑回来找父亲。可是事与愿违，一次又一次，女儿照旧要跑回来，一闹就是一夜。连这家医院的皖长也查不清责任到底该由谁负，因为包括他岛己在内的所有人都似乎有些不负责任。

　　在重新上台之后，市委书记觉得自己经历的是双重的痛苦。一方面，他自己也象每一个普通人一样在“文革”以及“文革”前的“反右”中惨遭伤害，肉体上和心灵里疤痕累累，有些伤口至今还在汩汩地流血；而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又是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毕生为之奋斗才建立起来的，他们自认为一辈子都在为人民大众的幸福活着，工作着，可是到了今天，却痛苦地发觉许多人并没有得到幸福或者这些人并不认为自己得到了幸福。市委书记不能不明白此刻自己肩上担的是什么责任：这绝不是一位普通的市委书记的责任，而是建国多少年来人民群众对党的全部失望和最后的希望。

　　一张旧报纸和一张新报纸摊开在写字台上。窗外的黄亮的路灯光半明半暗地照宥它们，隐约可以显现出上面用红笔勾划的周圈和道道。这两张报纸卜一分别刊载着由同一位记者写的那关于章阳烈士事迹的第一篇新闻和新近发表的长篇通讯。市委书记重新在藤椅里坐下来，把脸埋在手掌里。瘦骨嶙峋的脊背撑起单薄的外衣，整个体形显得衰老，无力，可怜，但这种姿式却会减少内心的痛苦，似乎形体的痛苦能够取代和负担内心的痛苦，使思路更清晰更流畅一样。他明白这些天来关于章阳烈士一直回旋在心里的那种震惊和苦痛的感觉楚什么了。市委书记间一般人不同，当別人只从章阳的事迹中蓿到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时，他看到的却是另一种东西：在建阔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居然还不得不用战争来维护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尊严，还不能不让我们的儿子在战场上像当年他们父辈一样死去！他不能不让自己这样下去：不，在公历纪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的早春时节，一位二十岁的中国青年在中越边境上高髙举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件事不能单单解释为民族的光荣和骄傲，还应该看成我们的，亭和葶呼。在边境战争的枪炮声中，中国人应该感到一机。命不应该仅仅陶醉在胜利的欢乐和喜庆之中。

　　……他缓缓地站起来，又在书房里走动。他的思路正向更深层的黑暗前进。他真的已经不再谛听楼下的风声，树叶的摇动卢，水泥甬道上可能响起的女儿的脚，卢了。这时他们这一类领导者特有的思维模式已开始发挥作用：既然眼下最大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弥漫在全社会的冷漠，那么找钊一种能将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重新鼓起建设热情的社会粘合剂和社会兴奋剂就成为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在章阳身上，事实上是在他自己对烈士事迹的独特思考中），他突然清醒地看到了这种他始终在找却没有找到的社会粘合剂和社会兴奋剂。它就逛那种过去一直没有意识到今天却从南疆的战争和章阳的事迹中意识到的民族生存的危机感。这场战争的发生，章阳烈士的牺牲本身就楚这种危机的标志，而章阳在战场上的英勇献荮乂使市委书记感觉到它已被社会中一些最淸醒最优秀的人意识到了。章阳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在这种对民族生存危机的认识中一一在市委书记的目光下一一章阳已不再足一个普通的战斗英雄，而是七十年代末期一位具苻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的英罈；他所衾现的英雄主义也不再是普通的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有特定历史内容和思考的英雄主义。他不仅用自己的生命炸毁了敌人的四个暗堡，还特别激动人心地向他锊后的十亿中国人悲壮地喊出了一句时代的最强音：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