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东林党的实力 (3)

　　方首辅胆子小，脾气也好，面对这位小人物，丝毫不敢怠慢：

　　“皇上一向忌讳这些问题，我只能去问宫里的内侍，也没消息。”

　　朝廷首辅对七品小官，面子是给足了，杨先生却不要这个面子，他先举了个例子，教育了首辅大人，又大声强调：

　　“你应该多去几次，事情自然就成了！”

　　末了，还给首辅大人下了个命令：“这个时候，你应该住在内阁值班，不要到处走动！”

　　毫无惧色。

　　根据以上史料，以及他后来的表现，我们可以认定：在杨涟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国尽忠，匡扶社稷。

　　事实上，在十几天前的那个夜晚，这位不起眼的小人物，就曾影响过这个帝国的命运。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夜，乾清宫。

　　万历就快撑不住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反省了自己一生的错误，却也犯下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没有召见太子。

　　一般说来，皇帝死前，儿子应该在身边，除了看着老爹归西、嚎几声壮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意义——确认继位。

　　虽说太子的名分有了，但中国的事情一向难说，要不看着老爹走人，万一隔天突然冒出几份遗嘱、或是几个顾命大臣，偏说老头子临死前改了主意，还找人搞了公证，这桩官司可怎么打？

　　但不知万历兄是忘了，还是故意的，反正没叫儿子进来。

　　太子偏偏是个老实孩子，明知老头子不行了，又怕人搞鬼，在宫殿外急得团团转，可就是不敢进去。

　　关键时刻，杨涟出现了。

　　在得知情况后，他当机立断，派人找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王安。

　　王安，时任太子侍读太监，在明代的历史中，这是一个重量级人物。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里，他都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而在那个夜晚，杨涟只给王安带去了一句话，一句至关紧要的话：

　　“皇上已经病得很重了，不召见太子，并不是他的本意。太子应该主动进宫问候，等早上再回去。”

　　这就是说，太子您之所以进宫，不是为了等你爹死，只是进去看看，早上再回去嘛。

　　对于这个说法，太子十分满意，马上就进了宫，问候父亲的病情。

　　当然，第二天早上，他没回去。

　　朱常洛就此成为了皇帝，但杨涟并没有因此获得封赏，他依然是一个不起眼的给事中。不过，这对于杨先生而言，实在是个无所谓的事。

　　他平静地回到暗处，继续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他很清楚，真正的斗争刚刚开始。

　　事情正如他所料，蒙古崔大夫开了泻药，皇帝陛下拉得七荤八素，郑贵妃到处活动，李选侍经常串门。

　　当这一切被组合起来的时候，那个无比险恶的阴谋已然暴露无遗。

　　形势十分危急，不能再等待了。

　　杨涟决定采取行动，然而现实很残酷：他的朋友虽然多，却很弱小，他的敌人虽然少，却很强大。

　　周嘉谟、刘一璟、韩爌这拨人，级别固然很高，但毕竟刚上来，能量不大，而郑贵妃在宫里几十年，根基极深，一手拉着李选侍，一手抓着皇长子，屁股还拼命往皇太后的位置上凑。

　　按照规定，她应该住进慈宁宫，可这女人脸皮相当厚，死赖在乾清宫不走，看样子是打算长住。

　　因为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可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一旦光宗同志有啥三长两短，她必定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那时，一切都将无可挽回。

　　而要阻止这一切，杨涟必须做到两件事情：首先，他要把郑贵妃赶出乾清宫；其次，他要把郑贵妃当太后的事情彻底搅黄。

　　这就是说，先要逼郑老寡妇搬家，再把万历同志临死前封皇后的许诺当放屁，把郑贵妃翘首企盼的申请拿去垫桌脚。

　　杨涟先生的职务，是七品兵科给事中，不是皇帝。

　　事实上，连皇帝本人也办不了，光宗同志明明不喜欢郑贵妃，明明不想给她名分，也没法拍桌子让她滚。

　　这就是七品芝麻官杨涟的任务，一个绝对、绝对无法完成的任务。

　　但是他完成了，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

　　他的计划是，让郑贵妃自己搬出去，自己撤回当皇太后的申请。

　　这是一个看上去绝不可能的方案，却是唯一可能的方案。因为杨涟已经发现，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要伸出手指，轻轻地点一下，就够了。

　　这个弱点有个名字，叫做郑养性。

　　郑养性，是郑贵妃哥哥郑国泰的儿子，郑国泰死后，他成为了郑贵妃在朝廷中的联系人，平日十分嚣张。

　　然而杨涟决定，从这个人入手，因为经过细致的观察，他发现，这是一个外强中干，性格软弱的人。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六日。杨涟直接找到了郑养性，和他一同前去的，还有周嘉谟等人。

　　一大帮子人上门，看架势很像逼宫，而事实上，确实是逼宫。

　　进门也不讲客套，周嘉谟开口就骂：

　　“你的姑母把持后宫多年，之前争国本十几年，全都是因为她，现在竟然还要封皇太后，赖在乾清宫不走，还给皇上奉送美女，到底有什么企图？！”

　　刚开始时，郑养性还不服气，偶尔回几句嘴，可这帮人都是职业选手，骂仗的业务十分精湛，说着说着，郑养性有点扛不住了。

　　白脸唱完了，接下来是红脸：“其实你的姑母应该也没别的意思，不过是想守个富贵，现在朝中的大臣都在这里，你要听我们的话，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

　　红脸完了，又是唱白脸：“要是不听我们的话，总想封太后，不会有人帮你，你总说没这想法，既然没这想法，就早避嫌疑！”

　　最狠的，是最后一句：“如此下去，别说富贵，身家性命能否保得住，都未可知！”

　　郑养性彻底崩溃了。眼前的这些人，听到的这些话，已经打乱了他的思维。于是，他去找了郑贵妃。

　　其实就时局而言，郑贵妃依然占据着优势，她有同党，有帮手，如果赖着不走，谁也拿她没办法。什么富贵、性命，这帮闹事的书呆子，也就能瞎嚷嚷几句而已。

　　然而关键时刻，郑贵妃不负白痴之名，再次显露她的蠢人本色，在慌乱的外甥面前，她也慌乱了。

　　经过权衡利弊，她终于做出了决定：搬出乾清宫，不再要求当皇太后。

　　至此，曾经叱诧风云的郑贵妃，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位大妈费劲心机，折腾了三十多年，却啥也没折腾出来。此后，她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这个看似无比强大的对手，就这样，被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但在杨涟看来，这还不够，于是三天之后，他把目标对准了另一个人。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九日，杨涟上书，痛斥皇帝。

　　杨先生实在太纯粹，在他心中，江山社稷是第一位的，所以在他看来，郑大妈固然可恶，崔大夫固然可恨，但最该谴责的，是皇帝。

　　明知美女不应该收，你还要收，明知春药不能多吃，你还要吃，明知有太医看病，你还要找太监，不是脑袋有病吧。

　　基于愤怒，他呈上了那封改变他命运的奏疏。

　　在这封奏疏里，他先谴责了蒙古大夫崔文升，说他啥也不懂就敢乱来，然后笔锋一转，对皇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勤劳工作，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必须说明的是，杨先生不是在拍马屁，他的态度是很认真的。

　　因为在文中，他先暗示皇帝大人忙的不是什么正经工作，然后痛骂崔文升，说他如何没有水平，不懂医术。最后再转回来：就这么个人，但您还是吃他的药。

　　这意思是说，崔大夫已经够没水平了，您比他还要差。

　　所以这奏疏刚送上去，内阁就放出话来，杨先生是没有好下场的。

　　三天后，这个预言得到了印证。

　　明光宗突然派人下令，召见几位大臣，这些人包括方从哲、周嘉谟、孙如游，当然，还有杨涟。此外，他还命令，锦衣卫同时进宫，听候指示。

　　命令一下来，大家就认定，杨涟要完蛋了。

　　因为在这拨人里，方从哲是首辅，周嘉谟是吏部尚书，孙如游是礼部尚书，全都是部级干部，只有杨涟先生，是七品给事中。

　　而且会见大臣的时候，召集锦衣卫，只有一种可能——收拾他。

　　由于之前的举动，杨涟知名度大增，大家钦佩他的人品，就去找方从哲，让他帮忙求个情。

　　方从哲倒也是个老好人，找到杨涟，告诉他，等会进宫的时候，你态度积极点，给皇上磕个头，认个错，这事就算过去了。

　　但是杨涟的回答，差点没让他一口气背过去：“死就死，我犯了什么错？！”

　　旁边的周嘉谟连忙打圆场：“方先生（方从哲）是好意。”

　　可到杨先生这里，好意也不好使：“知道是好意，怕我被人打死，要得了伤寒，几天不出汗，也就死了，死有什么可怕！但要我认错，绝无可能！”

　　就这样，杨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宫，虽然他知道，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锦衣卫的大棍。

　　可是他错了。

　　那位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的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发火，反而和颜悦色说了这样一句话：“国家的事情，全靠你们尽心为我分忧了。”

　　虽然称呼是复数，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只看着杨涟。

　　这之后，他讲了许多事情，从儿子到老婆，再到郑贵妃，最后，他下达了两条命令：

　　一、赶走崔文升。

　　二、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谕令。

　　这意味着，皇帝陛下听从了杨涟的建议，毫无条件，毫无抱怨。

　　当然，对于他而言，这只是个顺理成章的安排。

　　但他绝不会想到，他这个无意间的举动，将对历史产生极重要的影响。

　　因为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心中的想法。

　　从这一刻起，杨涟已下定了决心——以死相报。

　　一直以来，他都只是个小人物，虽然他很活跃，很有抱负，声望也很高，他终究只是小人物。

　　然而眼前的这个人，这个统治天下的皇帝，却毫无保留地尊重，并认可了自己的情感、抱负，以及纯粹。

　　所以他决定，以死相报，致死不休。

　　这种行为，不是愚忠，不是效命，甚至也不是报答。

　　它起源于一个无可争议，无可辩驳的真理：

　　士为知己者死。

　　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明光宗活在世上的时间，还有十天。

　　这是晚明历史上最神秘莫测的十天。一场更为狠毒的阴谋，即将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