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努力篇——成功和失败是一对高低杠(4)

　　高中时，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小品得到一位导演的肯定。“这孩子有去考表演的潜质”。一句善意的鼓励，成为他梦想的发动机，17岁的他朝着梦想中的金字塔前行。也许是上帝对他的一种考验和磨砺，踌躇满志的他，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但是，当时他被评价为：外形条件不好，表演灵气不足。有位招考老师提前给他判了“死刑”：外表不帅，退一万步也考不上。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愈挫愈勇。内心倔强的段奕宏不想让导演对自己的预言落空，他也不甘于接收“死刑”。回到家乡伊犁，段奕宏发动了又一轮的备考。第三次，他终于成功地走进中戏的大门，也敲开了内心的梦想之门。

　　大学四年，看着周围的同学电影电视拍得不亦乐乎，而自己却一部戏也接不到。他的内心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和孤独感，对未来感到莫可名状的迷茫和质疑。继续这样走下去吗？他的心灵天空风狂沙走，一片灰暗，他的眼中失去了希望之光。茫茫黑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低落的他想到了自杀，站在寒风呼呼的楼顶，他想起父母在远方期待的眼神。那一刻，他泪流满面，为一生奔波的父亲，为含辛茹苦的母亲，为一时糊涂的自己。回到宿舍，翻开一本书，一句话跃入眼帘。蜗牛说：“雄鹰展翅可以登上金字塔顶，而我心飞翔，亦可攀上金字塔顶徜徉。”他的世界瞬时豁然开朗，那只不言放弃的蜗牛就是自己呀！

　　从此，段奕宏在中戏更加努力地学习，身边谁红了，谁紫了，他都努力保持平常心。他知道，只有不断前行，才能上升；只有准备，才能得到多的机会。他坚信，人物是由演员演出来的，长得不够漂亮，但可以演得漂亮，那才是真的漂亮，永恒的漂亮。毕业后，他从容地演话剧，拍电影，尽管还是不红不紫，他内心坦然，心平常，自飞扬。

　　2007年8月，阳光灿烂，属于他的收获季节终于来了。段奕宏宛若天成、形神兼备、恰到好处的表演让 接演的《士兵突击》角色“袁朗’立体、丰满、灵动、飞扬。导演甚至愿意为他的眼神表演而删剪台词，以获得更好的艺术效果。拍戏中，健壮结实的他，魔鬼般的军事训练后，不吃东西，忍饥挨饿，饿到前胸贴后背，实在要饿晕了，就拿西红柿和黄瓜充饥，就这样，几天减去了十斤。拍摄的过程中，有几场戏段奕宏还要忍受寒冷，天寒地冻地跳到冰水里去，一冻就是几个小时，上岸的时候，身体已完全没有了知觉，可在镜头上，他的眼神依然犀利，台词依然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他内在的那股劲是对“不抛弃，不放弃”最好的一种诠释。

　　演完《士兵突击》，他发现还可以继续“点燃自己”，还应该继续前行，于是他又挑起了“团长”的重任。《我的团长我的团》在云南拍摄了近半年之久，其中腾冲是最让他记忆深刻的地方，许多艰苦的战争戏都是在那里拍摄完成。每场戏都很消耗体力，云南海拔较高，常常会有高原反映。天气捉摸不定，阴晴难料，太阳特别的毒辣，前胸后背都常常晒爆皮。身上脸上涂着煤灰，沙土，血浆，难受得无法形容。而段奕宏始终如一，精神抖擞的对待每一场戏。拍摄中，事故不断，烟火师郭岩被弹片穿胸而亡时，距离他不到10米。但他还是决定挺过难关，朝着梦想的金字塔，继续前行。

　　于是，观众又有幸见识了一个血性团长龙文章。

　　“袁朗给了我坚持与自省，龙文章点燃了我的责任与承担。”采访中，西北硬汉段奕宏一脸灿烂的招牌式微笑。站在他身边，能明显感觉到他身上那种由神秘、迷人、多变、魅力与诱惑的复合气息。

　　阅读点睛：自卑是颗潜伏惊人力量的种子，努力是只一拱一拱蠕动的蜗牛，梦想是座高大神奇的金字塔。只要努力，卑微的蜗牛也能爬上金字塔。被石头压制的春草蛰伏之后，终究吐出生命的嫩芽。段奕宏，十年磨一剑，梦想终于开花。

　　抢占先机的“电影皇帝”

　　薛冰

　　邵逸夫，原名邵仁楞，祖籍宁波，出生于上海。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主席，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中国首部有声电影《白金龙》的拍摄者。

　　1907年，邵逸夫出生在上海，他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邵逸夫的父亲邵玉轩是上海有名的染坊老板，生意经营得很好，家里很有钱。邵玉轩好像和电影很有缘，有一次他与朋友出去游玩，一块看了场电影，立刻被电影吸引住了。当时电影刚刚进入中国，虽然还是无声电影，也被老百姓看成神奇的玩艺，谁都弄不懂那么一块白布上，怎么会凭空出现山水树木和活人。但邵玉轩与众不同，他在惊叹之余，马上去打听电影的知识，把它当作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当别人还在为电影作口头义务宣传的时候，邵玉轩已经捷足先登，打起了电影的主意。1920年，上海“笑舞台”剧院的老板因为无力还债，只好把“笑舞台”抵押出卖。邵玉轩便派当律师的长子邵醉翁接收了“笑舞台”，不久，他就经营起电影片子的进出口生意，开创了邵氏家族电影事业的先河。

　　邵逸夫兄弟后来纷纷投身电影事业，无疑是父亲的影响。

　　邵逸夫的大哥邵醉翁，本来就十分喜爱戏剧艺术，常常自己写剧本，让演员排演。接触到电影之后，他就开始筹拍电影。几个小弟弟邵屯人、邵仁枚和邵逸夫更是高兴地整天围着他转。后来邵醉翁创立“天一影片公司”，几个弟弟也都加入进去。

　　天一影片公司所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邵醉翁自己编排的戏剧。这部影片花了邵家2000大洋，但就是这白花花的2000大洋，像雪球一样，滚出了邵家不可一世的电影事业！

　　天一影片公司属于小影片公司，这类公司当年过于追求商业利润，拍起影片来粗制滥造，弄得整个电影业的名声都不好，生意一落千丈，引起了其它影片公司的不满。1927年，领导中国影业的“明星公司”老板周剑灵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友联”、“上海”和“华剧”共六家大公司，联手组成“六合影业公司”，与南洋影片商集团订合同，一致不买天一影片公司的影片。这就使邵家的天一公司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

　　邵逸夫中学毕业后赶到了新加坡，经常到街上去贴海报，尽量扩大天一公司的影响，招徕观众。最使邵逸夫终生难忘的，是和哥哥一起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搞流动放映。他们像苦力一样，扛着电影机和影片，在烈日下长途跋涉，深入到华侨众多的农场去放露天电影。那时的放映设备还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放映人都累得腰酸手痛，更要命的是蚊虫叮咬，奇痒难过。邵逸夫只好坚持一天两次冷水浴，又用胡文虎的虎牌万金油涂抹全身，总算走遍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大小乡镇。

　　邵逸在新加坡站稳了脚跟，挂牌成立了邵氏机构，先后买下了美芝路的新娱乐剧院和曼舞罗戏院，专门上映天一公司的新电影。在艰难的创业过程中，邵逸夫明显地成熟了，接管了新加坡的事业。

　　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受到冲击，许多工厂、商店相继破产倒闭，失业工人布满街头。人们连生活下去都感到困难，看电影的人自然大大减少了，有些电影院也不得不关门停业。邵氏机构同样面临着停业还是维持的问题。在这重大的抉择面前，目光远大的邵氏兄弟毅然决定坚持下去。他们认为，不管经济怎样困难，总还是有人要看电影的。他们一边让华英等戏院降低票价，吸引观众，一边努力拍摄观众喜闻乐见的影片。

　　也就在这时，知难而进的邵逸夫，提出了拍摄有声电影的建议。当时，西方已经有了有声电影，但中国和东南亚还停留在“哑巴电影”的时代。他说：“现在大家都困难，舍不得拍有声电影，我们一定要捷足先登！”三哥邵仁枚沉吟了片刻，鼓励弟弟说：“那你就动手干吧，我们会支持你的！”

　　然而真正动手干，事情却不是那么简单。有声电影究竟是怎么回事，邵逸夫头脑中也是一片空白，他要的演员没有，机器没有，音响设备没有，连资料都没有，他所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这些东西在欧洲有、美国有。

　　邵逸夫决定去美国考察。没有飞机可乘，他只好坐轮船去，上了船就晕，吐得死去活来，差一点把命丢在太平洋上。到达旧金山时，他已经虚弱得不能走路，被人送进了一家黑人医院。可是他第二天就从医院里溜走了。

　　美国之行使邵逸夫大开眼界。他亲身体会到，美国确确实实是个富有的国家，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物资是美国生产出来的！这里不但有有声电影，还有富丽堂皇的电影院。想想东南亚那些一块白布当银幕、几排板凳坐观众的简陋影院，邵逸夫真是感慨万千！他发狂似地买了大批器材设备，又是一个月的远洋海轮，又是吐得昏天黑地。邵逸夫回到了新加坡，在他的电影院里安上了有声设备。

　　放映设备是有了，可有声影片还没拍出来。邵逸夫不得不自己坐下来写剧本。一写半个月，可是连自己看了都不满意。两只腿被蚊虫咬得吃不消，他只好打上一桶水，把脚泡在水里。遇到了难题，连个请教的人都没有，这方面中国专家还不曾出现，\"吃螃蟹\"的他是第一个；外国专家身边又没有，要专门从西方请一个专家养起来，他又负担不起！他只好一边继续拍无声片，一边摸索有声片的拍摄技术，训练人员，包括他自己。

　　多年之后，邵逸夫谈到他当时的心境时说：“如果有声电影最后搞不出来，我就要去跳太平洋！”

　　后来，邵逸夫回到祖国，与粤剧表演艺术家薛觉生合作，终于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有声电影放映出来，声情并茂，轰动一方，同时又能使许多买不起戏票的人能领略粤剧表演艺术家的风采，更是大受欢迎！观众对电影中的人说话都十分惊奇，只要一有声音出来，就大声欢呼！据说有一次在泰国（时称逞罗）放映时，观众硬是把留声机砸开，要看看是不是有人藏在里面。害得邵逸夫以后每次放电影都要派专人保护留声机。这部影片让邵逸夫赚了大钱，仅在广州放映的票房收入就是它全部拍摄成本的60倍。这一成功不仅使邵氏机构转危为安，而且也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有声电影的新纪元。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开始复苏，电影业的状况也同样有所好转。邵氏兄弟趁机放手大干，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建起了一家又一家电影院。同时，他们又向娱乐业发展，先后买下了新世界娱乐场、大世界娱乐场、快乐世界娱乐场等，而且越办越红火。邵氏三兄弟，大哥邵醉翁坐镇上海，三哥邵仁枚坐镇新加坡，六弟邵逸夫坐镇香港，呼风唤雨，相互配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邵氏兄弟在东南亚一带已经拥有139家电影院和9家娱乐场，成了声名显赫的大富豪。然而，残酷的战争彻底毁掉了邵氏兄弟苦心经营20多年创立的庞大产业。

　　转眼邵逸夫已年过半百。邵氏机构虽然早已重整旗鼓，但邵逸夫并不满意，他决心要寻找一个地方，实现他对电影事业的理想。1959年，邵逸夫在香港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拍电影少不了导演和演员，再好的设施，没有好导演、好演员也是空的。邵逸夫深感自己最缺的还是人才，他开始在报纸上大登广告，招聘人才。广告中说：“本公司有感于当今电影水准之低，决心改良设备，引进新技术，发掘制片人。本公司已选址清水湾建邵氏之影城，急需如下人才：制片、化妆、剪辑、配音及暗房等，公司将与同仁并肩奋斗，同甘共苦！”

　　尽管当时这类广告并不少见，但是邵氏公司的广告却收到了意外的成效。不久，陶秦、李翰祥、卜万苍、岳枫、罗臻、何梦华、严俊等名导演来了；林黛、李丽华、东蒂、张仲文、丁红、丁宁、陈厚、赵雷、关山等名演员也来了。此外，邵氏公司还物色到一大批摄影、制片、化妆、剪辑等方面的人才，不少剧作家也前来应聘。邵逸夫首先聘用邵文怀当他的《电影周刊》主编。

　　邵氏兄弟先后拍摄了1000多部电影，其中不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打响邵氏影城的第一炮，邵逸夫亲自挑选剧本，从几十部剧本中，最后选中了描写貂蝉故事的《江山美人》。《江山美人》一炮打响，创当时香港电影票房最高纪录，并且囊括了第五届亚洲电影节五项大奖。这部电影不但使邵氏公司站稳了脚跟，也使李翰祥一举成名。

　　紧接着，邵逸夫又不惜重金，把《杨贵妃》、《梁山伯和祝英台》搬上了银幕。这两部倾注着邵逸夫心血的巨片上映后，在香港、台湾以至东南亚一带掀起了一股中国片的狂潮，观众简直为它着了魔。

　　有人说，邵逸夫是世界上拍电影最多的中国人，也是世界上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他每天都要看几个小时的电影，每年要看六七百部影片，最高纪录一天看9部影片。他投身电影事业长达60年，谁也没法计算他一共看过多少影片。他不但看自己公司出品的影片，也看别人的影片作为借鉴。有时他晚上有空，还会自己开了车到街头的电影院去买票看电影，其实他不光为了看电影，还注意看观众的反应。好的电影和差的电影，他同样注意看，因为他要了解，好电影究竟是怎样好法，而差电影又差在哪里。所以，他看每一部影片都是认认真真从头看到尾，瞪大眼睛注意银幕上的每一个细节。

　　1990年6月，中国政府在香港举行了“邵逸夫星”命名颁授仪式，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冠名为“邵逸夫星”。这位电影皇帝，将随着这颗行星的运转名扬千古！

　　阅读点睛：由于从小接触电影，所以对电影产生了炽热的感情。邵逸夫的成功，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新的领域，填补了有声电影领域的空白，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邵逸夫对电影事业态度认真，一丝不苟，他非常在乎来自观众的批评，细心揣摩其他公司产品的长处，精心打造着优秀电影，精品意识是他成功的第二法宝。

　　陈娟红身上的X因素

　　陈绪武

　　陈娟红，中国“最具价值的模特”、 “世界超级模特”人。

　　陈娟红出生于浙江桐乡，和当时那些高个子的女孩一样，她从小就参加体育项目训练，跑步、跳高、跳远、篮球都是她的长项。有一年，浙江省排球队教练曾去陈娟红家考察，希望她能进排球队训练，但是父母考虑到打排球容易受伤，婉言谢绝了，不然陈娟红没准能成为另一个周苏红——一个同样出自浙江的国家排球队队长。

　　1990年，陈娟红离开了运动队，到一个纺织厂做工人。那时候，中国才刚刚从“蓝、白、灰”三色的世界中走出不久，模特行业在中国刚起步，对于很多像陈娟红一样的高个子女孩，做模特还是很新奇神秘的职业。身边常常有人说陈娟红像模特，到最后连她自己也相信了。当年，正好离她家不远的杭州喜德宝时装队招人，她就去报了名，结果顺利地考上了。从那一刻起，陈娟红的面前就打开了一扇门，而她的名字也和中国模特业紧紧地连在一起。

　　她跟着模特队辗转去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那几年，一个女孩只身到深圳，自然会招来很多风言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