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经世致用，现代管理之道(1)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源于华夏文化，兴之春秋战国，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演变，有其不容置疑的成就和价值，重道、明德、信义、崇礼，儒家的简单的朴素的管理思想，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来的，蕴含着无限真理。儒家管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建立起了系统的人性管理模式。“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孔子管理思想的精髓与原则。文化是企业发展之魂，儒家文化是管心的文化，儒家文化应该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文化。

　　以人为本，人性管理，仁和为核心

　　【子曾经曰过】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智者感悟】

　　孔子说：“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

　　以人为本是儒家管理的精髓儒家。建立了以人性本善和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儒家管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孟子认为，人具有先天的“善端”，即善的萌芽，人的善端表现出来就有善心和善德。人所具有的这种善德是人从事一切有利于社会行为的内在依据。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对于性善论的最用力的论证，是通过人的心理活动来证明的。孟子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恻隐和羞恶是人的一种心理常态，孟子说“人皆有之”，即认为这种心理常态是人人具有的，无一例外，以此是带有普遍性的。普遍存在的，也就是天然所固有的。无一人能够例外，非个人能力所及，于是就成为一种绝对，一种极致。所以孟子说性善“人皆有之”，又说“我固有之”。孟子认为，这种人心所固有的心理常态就是仁义的萌芽之所，是仁义礼智的本原。

　　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性善论分不开的。人本主义倾向把人从宗天神学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在宇宙中，在社会、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加之孟子对人性善的宣扬，从此以后，儒家始终把人作为研究的对象，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教育以及人的家庭和社会组织成了儒学一贯关心的课题。儒学明确断言，管理、治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根据人在宇宙和社会中地位的确立，儒家做出了人性本善的假设。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人性管理模式，充分体现了儒家管理思想的人本主义性质。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

　　儒家继承周公“敬德、明德、修德”的思想，主张依靠礼义道德来教化人们，唤醒内心之反省，使之日趋于善。同时，还强调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主张六德（仁、义、礼、智、信、忠）、六行（孝、友、娣、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儒家主张“为政以德”、“以德服人”，提倡教化，反对“不教而诛”。

　　儒家把“道之以德”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重视管理的道德性，强调道德在管理的有序化中的重要作用。这就像将“德”放在北极星儒家的“为政以德”和“仁政思想”是道的管理的体现。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这是要求管理者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去，使之转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行为，不是通过外在的而是通过内在的把人性中的最积极的东西调动出来，实行内在的管理自我控制，来达到管理的目标。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对于仁的解释也是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解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

　　儒家人性本善思想讲究“恕道”与“和谐”，它是维护组织内部社平衡与和谐的道德基础。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和合体，天道和合，人道和合，人与自然的和合，人的生理与心理的和合。“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和合共存是宇宙、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人类社会中，只有实行“恕道”才能实现和合的氛围。儒学文化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协作与和谐。只有相互宽容，互相理解、相互克己、相互忍让才能达到和谐。儒家“恕”的内容包括：1、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篇有：“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学生仲弓问怎样实行仁德，孔子回答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礼记·中庸》）如果人人都自觉地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的原则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那就不会有怨恨和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社会就会出现和谐的局面。2、“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即是说，自己所希望的，所欲求的，所要达到的某个目标，也要让别人去追求和实现，所欲与之，这是恕道的另一方面。即不要把自己所厌恶的事情，强加给别人。

　　由此可见，儒家的“恕道”是将心比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己度人，推己及人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利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谅解。如果人人都懂得这个“恕道”的价值，并且实行它，就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可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某些不必要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变得更加和谐。所以，孔子说：“恕道”是“可以终身行之”的一种道德规范。“恕”与“和”是不可分的，是相互为用，互为因果的。为此，儒家提出“和为贵”的思想，认为它是建立一个和合性社会生态的根本指导原则。无论是管理主体，还是管理客体，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社会之间都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体，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多元的、复杂的，存在着诸多矛盾，存在着认识上、利益上的诸多不一致，因而必然会产生不协调、纠纷甚至冲突。所以需要以“忠恕之道”进行有效管理。上级与下属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都应该讲“恕道”。管理者上层与下属之间讲“恕道”，首先，要建立起一种互爱互敬的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上级对待下级要讲原则，要以礼相待，下属才会尽心竭力的工作。“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上下是否和谐的关键在于上属，在于管理者。其次，上属执行政策时，要刚柔适中，合于“度”。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十二年》）

　　儒家的“恕道”在日本形成了日本管理文化的宽容性特征，这种宽容性的管理，形成了职工“以厂为家”的观念，从而也就形成了以处理“家庭关系”的宽容心理来处理企业各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传统。这实质上，就是儒家的“恕”道。“直至今日，对于日本人来说，‘和’乃是至上的美德。日本各种团体的领导人的最主要的任务不是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而是维持团体的‘和’。因而，日本团体的领导人未必是团体中最有能力的人，但必须是德高望重或资历最高，能集中属员意志并能消弭其分裂与对立的人。为维持团体成员的一体感，日本在团体内部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公开的对抗”，维护团体内部一体感的乃是儒家的“恕”道。

　　总而言之，儒家是一种入世治政之说，不消极、不逃避，正视人在管理中的作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其“人治”中的积极因素尤显可贵，值得现代管理者们的借鉴。

　　弃之所短，取之所长，知人善用

　　“不知人之长，不知人之短，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用人。用人者，取人之长，避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长，去人之短也。”-----魏源

　　用人要有识人之慧眼，识人是用人的前提和基础。儒家认为在用人之先要知人，在与其接触过程中考察他的道德品行与工作能力。纵观历史，事业成败之关键在于用人。

　　昔之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从一个小小亭长成为一代开国皇帝，就在于他唯才是用，善于用人。《史记》中曾记载他的这样一段名言：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由此可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独立自主、兴旺发达，真正强大起来，关键在于如何用人、用什么样的人。

　　诸葛亮就总结了很好的用人经验，他说：“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辞辩以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一是“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变”，就是向他提出矛盾的观点，看他的辨别能力；二是“穷人之辞辨而观其变”，就是同他辨证一个问题，看他的辨才和机智应变能力；三是“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就是请他出谋划策，看他审时度势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四是“告之以难而观其勇”，就是把面临的危险告诉他，看他的能力和牺牲精神；五是“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就是在开怀畅饮的场合，看他的自制能力和醉酒以后所显示的本色；六是“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就是让他有利可图，看他是否廉洁奉公；七是“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就是同他约定某种事情看他的信用。

　　要做到知人善任，必须清楚人的长处与短处，取其长避其短。世界上绝没十全十美的事物，即所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即是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同时又都有自己的短处。如果用人求全责备，那是障蔽了我们识人用人的眼睛，就无人才可用。唐太宗李世民说：“人之所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短，取其所长”。宋代的王安石认为，“一人之身，原有长短”，任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完美无缺，用人的时候，“取其长则不问其短”，“可以任则任，可以止则止”，“以其人长于某不而任之，在事虽短何害”？对德厚才高的人，任其为长。对德薄才下的人，任其为佐属，要充分发挥第个人人的特长，不能责人以细过。王安石认为，人的才智是差别的，能力是有大小的，用人时一定要把人才放在相应能级的岗位上，能力强的大用，能力弱的则小用，“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明代薜王宣说：“用人当取其长而舍其短，若求备于一人，则世无可用之才也。”可见，自古以来就有用其长而避其短的丰富理论和经验，这也是符合人才任用规律的。因此，任何层次和任何类型的人才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是相互相存的，所以，我们使人才时就不要求全责备，用其所长的一面，避其所短的一面。这是任人之道的重要问题，不可忽视的。所以清代的魏源说：“不知人之长，不知人之短，不人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用人。用人者，取人之长，避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长，去人之短也。”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封德彝回答说：“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能。”太宗说：“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感到十分惭愧。唐太宗认为，使用人才就是要和使用器具一样，不同的器具自有它不同的用处，只要是有用的器具，用的得当就有它的价值，如果求全责备就发现不了人才。有才德之人，何时何地都存在，只不过是看你有没有慧眼识英才的本领，有没有使用英才的魄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