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文学的散文 (2)

　　虽说上海现今还有上千幢这种式样的石库门房子，然而，兴业路76号却成为万众景仰的革命圣地——墙上高悬大理石铭牌，上面刻着金色大字“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时刻——1921年7月23日晚8时，在这幢房子底楼那间十几平方米的餐厅里，15个人（注：其中中共“一大”正式代表13人）围坐在长方形的餐桌四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这样开始。

　　穿长衫的，穿对襟中式纺绸上衣的，穿西式衬衫结领带的，留八字胡的，络腮胡子的，操英语、俄语的、讲湖北、湖南话的，聚首在这幢石库门房子里。

　　为了写《红色的起点》这部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历史的长篇，我追寻着那围坐在大餐桌四周这15个人的足迹。

　　我揿着电子计算器上的按键，计算着代表们的年龄。我发觉，他们是那样的年轻，15个人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正巧等于毛泽东的年龄！

　　在他们之中，最为年长的是“何胡子”。他，45岁，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何叔衡，因为留着八字胡，得了“何胡子”的诨号。最年轻的是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刘仁静，19岁，担任大会的翻译。

　　我查阅着代表们的履历档案。我发觉，北京大学跟代表们有着很深的渊源。在代表之中，在北京大学学习或工作过的占了5位——毛泽东、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陈公博。此外，由于公务繁忙未出席大会而被人们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的“北李南陈”——正在北京的李大钊、正在广州的陈独秀，都是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有着那么密切的联系，因为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先锋，而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在15位代表之中，有两位外国人——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克尔斯基。我细阅着关于他俩的种种档案。

　　38岁的马林，身材硕壮如同工人，而那副金丝眼镜表明他是知识分子。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直接受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列宁的委派，从莫斯科经奥地利穿过苏伊士运河，坐远洋海轮来到上海。他带来列宁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怀。他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尼克尔斯基却是那么的年轻——23岁。他接受设在西伯利亚腹地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委派，经东北坐火车来到上海。他的任务也是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建党。

　　大会的组织者是“二李”——李汉俊和李达。“二李”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书记陈独秀当时在广州）。从档案中，我发觉“二李”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俩同岁——31岁，都曾去日本留学，李达懂日语、英语，李汉俊懂日、英、德、法四种外语，正是从一本本外文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当时中译本甚少）。

　　李汉俊是兴业路76号的主人。他和哥哥李书城住在一起，人称“李公馆”。李书城乃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健在，我请她留下珍贵的回忆。她说：“汉俊性格刚直。汉俊的朋友很多，在一起时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在吵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

　　李达是学者型的人物。我在北京寻访九旬高龄的李达夫人王会悟。她感慨忆当年：“中共‘一大’是秘密召开的。李汉俊家在法租界，法国警官和密探监视着那座房子。在闭幕式那天，幸亏马林警惕性高，发现情况异常，叫代表们迅速离开。几分钟后，法国警察和密探就闯进了李公馆。后来，我建议改在我上中学的地方——嘉兴南湖举行，那里僻静，可以躲开密探的眼睛……”

　　中共“一大”本应由陈独秀主持。陈独秀缺席，“二李”又不擅长交际，便由十分活跃的人物——24岁的张国焘担任主席。会议的记录是毛泽东和周佛海。

　　马林在1935年8月19日接受美国教授伊罗生的采访时，曾谈及：“有一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这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便是毛泽东。这位28岁的湖南青年，在中共“一大”上，很认真地听取别人的发言，做着记录。虽然他言语不多，只作了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然而，他的“能干”，已引起了马林的注意——尽管在当时他还不是“主角”。

　　我还对“兴业路”这路名发生兴趣。我知道在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那条马路叫“望志路”。我猜想，一定是在解放后，为了纪念这革命摇篮，改名兴业路——大业兴起之处。我向上海市以及卢湾区的地名办公室请教，这才查清楚：望志，原是法国上海公董局总工程师的名字，最初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望志路。因为这条马路当年在法租界之中。后来上海收回租界，改名兴业路，那时上海一般采用中国各地地名来命名路名，兴业是广西一个县的名字。与兴业路相邻的马路叫兴安路。兴安也是广西一个县的名字。虽说是偶然的巧合，兴业路这路名却给那历史性的会址增添了纪念色彩。

　　我沿着中共“一大”代表们的足迹追寻，一直追寻到他们人生的终点。当年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最后一个离开人世——1987年8月5日清早，86岁的他持剑穿过马路，照惯例到对面一所大学里舞剑，被一辆疾驶而来的公共汽车撞倒，当即死亡。

　　在这15个人之中，壮烈地牺牲于刑场的是山东代表邓恩铭烈士（水族）和湖北代表陈潭秋烈士。李汉俊虽然后来脱党，也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之下，何叔衡在战斗中牺牲于战场。马林死于德国法西斯刑场。没有到会的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壮烈地倒在刑场上。

　　山东代表王尽美为党工作，过度劳累，肺病不愈，年仅27岁便死于医院，是第一个离开人世的中共“一大”代表。

　　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开展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虽然他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他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缅怀的伟大领袖。他的战友、湖北代表董必武，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丰功。

　　人是变化着的。就连后来犯了严重右倾错误，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也说：“千真万确，一点也不奇怪，人要叛变，就像女人要嫁人一样是阻止不住的。”他的比喻并不确切。不过，在炼钢的过程中要不断除渣却是真理。张国焘后来叛党，成了国民党特务，最后冻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陈公博、周佛海堕落为汉奸头子，一个被杀，一个死于狱中。

　　尼克尔斯基回到苏联后，则死于冤案，后被苏共中央平反昭雪。

　　中共“一大”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是由于当时在延安的两位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都记不清“一大”开幕的确切日期，便用7月首日作党的生日。

　　现经党史专家多方面考证，查阅原始文献，已确定中共“一大”开幕之日为1921年7月23日。但“七一”沿用已久，现仍照惯例在7月1日庆祝党的诞生。代表们在离开兴业路那张大餐桌之后，各奔东西，走着不同的人生之路，最后的结局也各不相同。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在战斗中成长，在战斗中壮大，由最初的50多位党员发展到今日8000多万党员。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

　　我漫步在兴业路上。我常想，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会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一顶红星帽

　　写作背景

　　《一顶红星帽》是1993年我去美国时写的，收入1994年7月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星条旗下的中国人》一书。

　　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是一位老红军。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各种各样时髦的帽子向中国涌来，她却如此钟爱当年的红星帽。这是因为她“漫长而曲折的一生，是在红星照耀下度过的”。她爱闪闪的红星，爱灰色的红星帽，这一细节正是集中体现了她的强烈的革命情愫。

　　那胶卷才拍了一半，我就去美国了。在美国，又继续拍下去，直到把这一卷拍光。一冲出来，那几张在上海东湖宾馆拍摄的照片，引起美国朋友莫大的兴趣。“她是谁？你们中国现在还有人戴红星帽？”美国朋友们几乎都这样问。

　　照片上的她，确实太与众不同：瘦瘦小小的个子，身高不到1.5米，不及我的肩膀，却头戴一顶灰色的八角帽，帽子正中，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帽子下方，露出两绺灰白色的头发。

　　她戴的那顶红星帽，亦即红军帽。在那些描述井冈山斗争的影片中，

　　在那些关于长征的影片中，常可以见到红军将士戴着这样的红星帽。

　　美国记者斯诺，曾给毛泽东拍过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毛泽东穿了一身灰布军装，站在延安窑洞前，微笑地看着前方。毛泽东的头上，也戴着这么一顶红星帽。

　　毕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女士们风行戴假发或者巴黎草帽，没有谁去戴红星帽。

　　大约也正因为这样，那位老太太戴上了红星帽，引起了一片诧异声。

　　其实，当我和她在上海东湖宾馆合影时，我也颇为惊讶。记得，就在我拿出照相机的时候，她忽然说：“等一下！”然后，她从客厅进卧室去了。我想，如今，即便是老太太，大约也要略施粉黛吧。一会儿，她居然戴着一顶红星帽出来了。她指着帽子道：“现在可以拍照了！”

　　看得出，她对那顶红星帽充满深情。她即便在羁旅之中，仍带着这顶心爱的帽子。

　　她是从北京来到上海。那时，我正忙于准备远行，过一个星期便要飞往美国洛杉矶。就在这时，我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是她来上海了，有些事要跟我谈。

　　她叫陈琮英，这名字并不是人们很熟悉的；然而，她的已故的丈夫任弼时，却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共“七大”所确定的“五大书记”，便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只是他由于过度操劳，1950年10月病逝于北京，年仅46岁！

　　我问她的年龄，她说比任弼时还大2岁。如今年已九旬的她，行动十分灵活，视力、听力也都不错。

　　我问起她跟任弼时的结合。她说，那是“娃娃亲”哪。原来，任弼时的父亲和原配夫人陈氏感情甚笃，只是陈氏在婚后1年便去世了。父亲怀念陈氏，后来，给儿子任弼时订了“娃娃亲”，那对象便是陈氏的亲戚陈琮英。陈琮英12岁时作为童养媳来到任家，那时任弼时不过10岁而已！

　　此后，随着任弼时走上了红色之路，这位来自农村的姑娘也随他奔波，经历了风风雨雨。他们的爱情之路是那么的不平常：

　　当17岁的任弼时去苏联莫斯科接受红色教育，陈琮英则在长沙老家半工半读了4年，终于摘掉了文盲帽子；

　　任弼时回国后，在上海已经买好船票准备去接陈琮英来上海，突然接到党组织通知要他去北京，他立即遵命。这样，陈琮英又等了2年，才算和阔别6年的任弼时结了婚；

　　2年后，任弼时在安徽被捕，陈琮英赶去营救。好不容易，任弼时总算出狱。可是，他们的长女却在风寒中死去；

　　她跟随任弼时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1931年3月，陈琮英即将分娩，任弼时却奉命前往江西红区。任弼时走后才7天，陈琮英生下一个女儿，没多久就被捕入狱，关押在龙华；

　　坐了三个多月的牢，经周恩来派人营救，陈琮英这才出狱，秘密前往江西红区，终于第一次戴上了红星帽；个子娇小的她，戴着红星帽，艰难地走完长征之路；在红都延安，她戴着红星帽，双手不停地摇着纺线车，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能手；她随着任弼时转战陕北，经过千难万险，终于以胜利的步伐迈入北京城；她正要过几天安定的日子，任弼时却因脑溢血离开了人世；她抹干了泪水，带着女儿远志、远征，儿子远远，继续在红色的道路上前进……

　　每一个时代，都给每一个女性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陈琮英漫长而曲折的一生，是在红星照耀下度过的。正因为这样，她深情地爱着那颗红星，爱着那顶红星帽。也正因为这样，当我拿出照相机时，她拿出了红星帽。

　　在旧金山，《星岛日报》的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见到了那几张戴红星帽的照片，露出惊奇的目光。当他得知她是任弼时夫人时，立即问我能否送他一张，没多久，这张照片就出现在《星岛日报》上……

　　历史性的握手

　　写作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