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狱中二十年——比尔—杰迪德苦役监(3)

　　春天到来时，我们就吃点野菜，是阿利玛在院子里挖到的，煮好后让大家吃。那是一种类似蒲公英状的野菜。我往这野菜里加点蒜末、一点橄榄油，做成三明治吃。

　　我还搞了几个能填饱肚子的烹调方法。冬天，我烫一小杯面粉、一小杯玉米楂儿、一小杯鹰嘴豆磨成的豆粉，把它们放进锅里，加上一升水、一点糖、三勺油，搅和在一起，分盛在杯子里。我们把早上喝过的咖啡渣反复地冲泡来喝。把一片薄荷叶泡了一天又一天，不停地喝它，觉得有一种总在喝茶的感觉。

　　每两天，看守们便用纸箱子给我们把面包送来。我和苏卡伊娜立刻把面包取出，把面包渣也收拢，然后，把纸箱子拆开来，把表面上的那层纸揭下。这些纸可以记录我讲述的故事，它对我们来说如同食物一样宝贵。

　　有一天，我正在揭纸箱子上的那层纸，突然发现我的三个妹妹正趴在地上舔食从纸箱子里掉下的一点点面包屑。自此刻起，我便立下一条规矩，不许她们像野狗似的抢食，让她们排好次序，每一次只轮到一个人舔食。

　　在比尔—杰迪德，我们从未见到过一只好鸡蛋。配给我们的鸡蛋，壳发绿，里面还往下流黑水，看着让人倒胃。我便将鸡蛋都打碎，整夜地放在外面透气，到早晨时，才往里加点糖，搅搅匀。我再用面包片往里面蘸一蘸，放点油煎一煎。

　　煎鸡蛋面包的香气一溢出来，各个牢房都喜滋滋的。这简直是要过节了。油煎面包可口而又抗饿，胃里好受多了，真的是美不胜言。

　　我们简直成了捡拾一切的专家了。我们甚至连沾满了牢房乱蹿的老鼠屎和尿的面包都捡来吃。我眼前又出现了米丽阿姆坐在自己的床上，一本正经地仔细地把面包上沾满了的老鼠屎弄掉，然后放进嘴里的情景。我们所有的食物都被老鼠啃啮过。

　　为了改善我们的日常饮食，我们把院子里树上掉落下来的无花果捡拾起来。第一年，我们还可以走出牢房的时候，我们尽可能地把捡拾到的无花果堆积在一起。阿苏拉便用它们来给我们做沙拉，让我们解解馋。当我们大家都不许再走出牢房之后，阿利玛便独自一人在捡抬无花果。

　　当看守们发现我们很喜欢吃无花果时，便想法先把快要熟了即将掉落的无花果弄掉下来，自己先去捡了，还跑进牢房里来吃给我们看，馋我们。这么一来，我们能弄到的只是一些烂了或干了的无花果，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有这点干了或烂了的无花果，也觉得挺满足的。

　　饥饿让我们简直无法忍受，真的是饿得两眼发黑，心里发慌，每每见到别人还没把自己分到的那一点点食物吃完时，自己的目光里就充满着羡慕和嫉妒。由于我所灌输给大家的好自为之的那种严格教育，因此我们没有因为争食而打起来。

　　当看守们的饭菜香味飘到我们这边来时，我们真的是浮想联翩，想入非非。我们一个个全都会像猎犬看到猎物似的激动不已，跃跃欲试。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们都在想着吃东西，我们都在因落到如此地步而感到羞惭。

　　我们中间最弱不禁风的米丽阿姆总爱偷藏几粒蚕豆，大白天的，把脑袋蒙在被子里，不住地咀嚼着。我们因此便送了她一个绰号：“面包师傅米丽阿姆”，因为她太喜欢面粉和面包了。当我们在玩我们最喜欢的游戏“你若有48小时的自由，你将干什么？”的时候，她总是回答说：

　　“我要在一家面包房前停下来，把面包吃个够，再带回几吨糕点来。”

　　拉乌夫则希望亲吻所有走过来的女子。而我嘛，却想着去一家书店，把我能拿得动的书全都买回来。然后，我叹息一声，又说了一句：

　　“我要同一个偶然相遇的男人做爱，了解一下那是怎么回事。”

　　其他几个弟弟妹妹则幻想着能有一些玩具玩。

　　在我们家中，圣诞节一直是一个神圣的节日。即使是在宫中，尽管信奉伊斯兰教，但圣诞节还是要过的。尽管食物奇缺，但我们仍旧像过生日一样一本正经地在过圣诞节。我们提前几个月便着手准备了，尽量省点东西下来做蛋糕。我们减少各人的定量，藏起点鸡蛋、白糖，反正什么都省一点下来，积少成多。到了节日的那一天，我们把蛋糕切开来，分别用破布包好，让看守们帮着送到各个牢房里去，而他们却并不知道帮着送的是什么。

　　在12月24日的前几天，阿苏拉和阿利玛便将她们的煤气管子通过在我们之间的共有墙下挖出的小洞伸了过来。我把自己省下的一点食物放进去。就这样，大家齐动手共努力，我们弄了两根大的圣诞木柴，上面有炸鹰嘴豆、面粉、鸡蛋、油、咖啡和糖。然后，大家分工合作，分头制作，最后集中到我的牢房中来。冰箱是现成的：天气冷极了，我把圣诞柴放在屋外去冻着。大家高兴极了，最后剩下点吃食，大家你争我夺，开心得很。

　　过圣诞，没有玩具就没意思了。我们尽可能地收集一些硬纸板，替小阿代拉蒂夫制作玩具。有一年，我们替他用鞋子做成了一艘航空母舰，上面还放着几架战斗机、几辆坦克、几辆奔驰卡车、几辆大众牌轿车。那时候，只要有一点点硬纸板，我什么都能做。今天再让我做的话，我可什么都做不出来了。

　　每年圣诞节，我都要给小阿代拉蒂夫写一封信，字迹经过了伪装。我在信中对他说，圣诞老人故意把他留在了他的身边了。他一直到14岁之前，还真的这么相信。

　　阿利玛在院子里弄了点土，妈妈把土和成泥，在牢房的地上，为他留下手印。

　　阿代拉蒂夫当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了，而他的幸福也温暖着我们大家的心。

　　谢赫拉扎德

　　没有书，没有本，没有纸，因此我没再给弟弟妹妹们上课了。但是，妹妹们却很想了解到底什么是人生。她们问我：谈没谈过恋爱，与一个男孩子怎么亲嘴，男孩摸我乳房时我是一种什么感觉。我的生活经验并不丰富，我就尽可能地根据自己仅有的一点体验，以及从书中看到的一些内容讲给她们听。

　　阿代拉蒂夫渴望认字读书；妈妈需要有人跟她说话；我们中间最孤独的要数拉乌夫了，他利用“电话装置”在发泄；阿苏拉和阿利玛精神不振，沮丧绝望。

　　我在听，在安慰，在出主意，在教导，在讲故事，像慈母般地照顾大家。我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话匣子了。一天下来，我感到力气耗尽，累得不行。但是，他们是我活下去的支柱，我又怎能不管不顾呢？

　　这时，我突然来了一个灵感。我要跟他们讲述方方面面的故事。我将跟他们谈论人生，谈论爱情；我将让他们跟着我漫游，畅想，欢笑，哭泣；我将教给他们历史和地理、科学和文学；我将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讲给他们听。至于我不知道的嘛，我就现编好了……

　　这么想容易，这么做却并非易事。他们年岁不同，大小不一，必须选择让大家全都感兴趣的东西来讲才行。20岁的拉乌夫有他所关心的问题和幻想，与3个妹妹和小阿代拉蒂夫所想的事情大不一样。还有妈妈、阿苏拉和阿利玛，她们也有各自的问题。不过，我的想法却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我便说干就干地讲述起来了。

　　等到发电机一发动，声音响起来，我们便把“电话装置”一个牢房一个牢房地接通。一小时之后，发电机停了下来，巨大的轰鸣声止息了，我便开始讲起故事来。

　　我就这么一直讲，每天夜晚都讲，就像谢赫拉扎德一样。

　　一开始，我一直讲到凌晨3点，随后，又延长至凌晨4点。到最后阶段，我竟然一直讲到早上8点，看守们每天这时候都跑来叫我们起床了。我把收音机里以前播送的广播连载小说重新改编一番，讲给他们听。我只要一拿起话筒，立刻便进入状态，真的像个说书人似的信口讲来。

　　我只要一开起头来，把主人公的名字一说，人物就栩栩如生地出现了。一共有150多个人物，情况各异，感人至深。首先，他们一个个全都风流潇洒，仪表堂堂。再者，他们的性格、经历、命运也都激荡人心。然后，我又给他们安上各不相同的身世、系谱、家庭，因为弟弟妹妹们总要求我对他们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娓娓道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竟把故事的背景定位在19世纪的俄国。除了稍后不久出版的《日瓦戈医生》而外，我从未看过任何有关19世纪俄国情况的书籍或电影。我描绘着圣彼得堡的皇宫，好像我曾经在那些皇宫里生活过似的；我叙述着哥萨克的骁勇善战；我讲述着冰雪覆盖着的伏尔加河上的雪橇旅行、贵族们和庄稼汉们的生活。我绘声绘色地在讲述着，既是小说家、电影演员、导演，又是喜剧演员。我在创作这些人物时，内心激动不已，浮想联翩，蠢蠢欲动，心潮起伏。

　　我就这样间接地经历了通奸、同性恋、背叛、真爱。我在这一过程中，是反常的，胆怯的，慷慨的，残酷的，命定的。我既当男英雄、女英雄，又当叛徒。

　　当我感到自己竟然能够如此惟妙惟肖地扮演别人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乱的。弟弟妹妹们认认真真地在听，为故事内容所打动，所以我很容易掌握他们，随意地影响着他们。当我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好的苗头时，我便在故事里顺便加上几句针对他们的内容。讲故事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常常会引发出他们的激情来，引起他们的争论。他们甚至还分了派，有的赞成这个人物，有的则反对这个人物。白日里，他们就在讨论我夜晚所讲的故事内容。

　　“你认为娜塔莎会走出困境吗？”苏卡伊娜问道。

　　“不可能，”拉乌夫回答说，“我不认为俄国将发动战争……”

　　我将这个长篇故事取名为《黑雪》。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王子，名叫安德烈·乌里亚诺夫，生活在沙皇时代的俄国。他年轻、英俊、富有，但却是个反常的人、残忍的人，总想着祸害其周围的人。他从小失去父母，他母亲在分娩时死去，父亲后来自杀身亡。家中亲人只有他的祖母，他祖母非常漂亮，这一优点遗传给了他。

　　乌里亚诺夫住在一幢位于数干英亩土地中间的巨大宫殿里。他拥有上千名农民。他唯一的嗜好就是骑马。他祖母本想把他引荐到宫廷中去，但遭到了他的激烈反对。他宁愿在黄昏日落时骑着马在自己的庄园里驰骋。只要一听到他的马蹄声响，大家便纷纷地躲藏起来。他坏透了，总在挖空心思要折腾别人，看着别人痛苦。

　　一天晚上，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四下里看看，看看是否有人看见他丢丑。他是王国里最优秀的骑手之一，怎么能丢人现眼呢？他立刻站起身来，发现灰土里有一物件在闪亮：是一个护身符。他随即捡起来，装好，纵身上马而去。

　　回到家中之后，他就想要问清谁是这个护身符的主人；若无人招认，他就要杀掉他所有的农民。他的管家便前去老伊万家里，伊万是一位白胡子长者，听说要自己帮助查找护身符的主人，不禁吓得面色煞白。那护身符是他孙女娜塔莎的，她才14岁。管家让老者把自己的孙女找来，但年轻姑娘早已溜掉了。

　　第二天，安德烈·乌里亚诺夫骑着马闲逛时，突然被一阵笑声所吸引。他立即钻进灌木丛中躲了起来，突然发现娜塔莎正同他的未婚夫尼基塔赤身裸体地在池塘里鸳鸯戏水哩。娜塔莎美丽动人，一头褐色秀发；尼基塔则是一位金发青年。她在为他跳舞。突然间，他俩发现了他，吓得拼命地在逃。乌里亚诺夫骑着马穷追不舍。他冲着尼基塔开了一枪，尼基塔消失在了沼泽地里。他抓住了娜塔莎，强暴了她，把她裹挟着回到自己的家中。

　　两天后，莫斯科总督的公子尼古拉·巴林斯基前来拜访他。他告诉安德烈说他就要参军入伍了。巴林斯基是带着几个朋友一起来的，其中有一个名叫布里金斯基的，是个负案在逃犯，因为从他身上搜到了一些传单。安德烈答应帮助布里金斯基。他借了一匹马给他，让他从沼泽地方向逃走。这是安德烈有生以来第一次卷进反对当权者的行动中去，但他并未考虑这么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我讲的长篇故事的第一章就是这么开始的。每天晚上，我都往里面加上一些人物，让他们相互穿插，彼此交错。我在描述上精雕细琢，高潮迭起，戏剧性场面层出不穷，终于让大家听得如痴如迷，心悬主人公的命运。

　　今天，让我再这么精细有味地、细致入微地讲这样一个故事，我就办不到了。我真的不知道这长篇故事会自然而然地从我的想象之中跑了出来，而且让我的听众们不觉得疲乏，不觉得索然。

　　夜晚“广播”时，经常会发现正讲到高潮处，突然一根线断了。为此，拉乌夫不得不经常地以吹口哨的方式给大家发信号，告诉我们声音断了。我讲述得太投入了，以致听不到拉乌夫的口哨声，这时我的一个妹妹就专门负责及时地通知我。于是，我们各自检查起自己这一边的线路。拉乌夫听见我的广播声音时，他才没再吹口哨。这种事故往往每天夜晚都会出现好几次，以致老听见拉乌夫吹口哨的看守们跑来问他老吹口哨做什么。

　　拉乌夫被突然问到，便编造说老鼠太多，只有吹口哨才能吓跑它们。看守们疑惑地睁大着眼睛。拉乌夫则以攻为守地说：

　　“怎么，你们不知道这个办法？可大家都知道的呀！告诉你们吧，这可是吓跑它们唯一有效的方法呀！”

　　看守们经常被我们的能耐和知识给蒙住。他们尽管对我们不好，但却很佩服我们。他们因我们善于掌握时机、善于利用聪明才智而敬重我们。他们相信了我弟弟拉乌夫所说的吹口哨吓跑老鼠的事情。

　　自此之后，每当拉乌夫吹起口哨时，我们就听见看守们也跟着吹起来呼应。我们对他们的愚蠢总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而且我们还经常不缺这种忍俊不禁的机会，与此同时，我们也深深地感到担忧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他们的严密监视。

　　之后，我讲故事的劲头儿愈发地大了，不仅讲沙皇俄国，还讲波兰、瑞典、瑞士、奥匈帝国、德意志、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巴伐利亚的路易二世、茜茜公主……我甚至还写了一本小说，是根据《危险的关系》的书信体的模式，描写一位祖母与其孙女之间的书信往来的。苏卡伊娜边听我讲，边记录下来，甚至还为我的这部小说设计了封面。

　　对我的这部小说的内容我仍有所记忆。我是在白天用纸箱子上撕下来的纸写的。遗憾的是，我们越狱时，我把它交给了一位朋友，可是他害怕受到牵连，竟然把它给烧掉了。

　　现如今，我们之间很少提及我们那漫长的牢狱生活，但我当年每晚所讲述的故事却深印在大家的脑海中。当我们中间有谁提及那故事中的某一个人物时，大家的脸上便会闪现出光芒来。这是我们那悲惨时日中的最美好的回忆。

　　我真的是打心底里觉得，是这个“故事”救了我们大家。它使我们觉得有事干了。有了收音机，我们知道了哪一天哪一日，但是，除了圣诞节或生日外，我们对其他日子仍旧是并不注意，也根本记不住的。然而，我们的“故事”中的众人物却让我们有了时间概念：他们订婚，结婚，诞生，死亡，生病……

　　我们彼此会说：

　　“记得不，娜塔莎遇见王子的那一天，天气可热了……”

　　或者会说：

　　“啊，不，你记错了，我发烧的那一天，不是安德烈的孙子诞生的那一天，而是他当上沙皇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