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生活
我年少时住在一条长长的路的尽头，或者说一条在我看来很长的路的尽头。我从小学（后来从中学）走回家的时候，身后是真正的镇子，镇上有热闹的活动，有人行道，有天黑之后亮起的街灯。小镇尽头的标志是横跨梅特兰河的两座桥：一座是窄窄的铁桥，桥上的汽车有时候会遇到麻烦，为究竟哪辆车应该停在路边等另一辆车先行而困扰；另一座是人行的木桥，桥面偶尔会缺一块木板，你低下头就可以看到匆匆流过的闪亮河水。我喜欢那样，但最后总会有人来把木板铺上。
还有一座小山谷，几座摇摇欲坠的房子，每年春天都被水淹，但人们（不同的人）仍然总是来住在里面。还有一座桥，桥下是磨坊引水塘，水塘很窄，但很深，足以淹死人。过了那里，道路就岔开了，一条向南顺山而上，然后再次越过河流，变成真正的公路，另一条则不紧不慢地绕过古老的露天市场，向西拐去。
那条通往西边的路就是我走的路。
还有一条通往北边的路，有一段虽然短但却货真价实的人行道，路边几座房子挤在一起，好像那儿是镇上一样。其中一座房子的窗户上有块招牌，上面写着“萨拉达茶”，说明那里曾经卖过食品杂货。还有一所学校，我在那里上过两年学，并且希望永远不要再看见它。之后，妈妈让爸爸在镇上买了一座旧棚屋，这样他就要在镇上缴税，而我就可以去读镇上的学校了。结果后来发现她没有必要那么做，因为就在我开始去镇上上学的那一年，就在开学的那个月，加拿大对德国宣战了，同时，原来的那所学校——在那里，霸凌者抢走我的午餐，威胁要揍我，似乎没有人能在那片吵闹之中学到任何东西——仿佛中了魔法似的安静了下来。很快学校就只剩下一间教室和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在休息时也许连教室的门都不锁。似乎那些总是用虚夸吓人的话问我想不想被睡的男孩现在迫切地想要工作，正如他们的哥哥迫切地参了军一样。
我不知道学校的厕所那时是否得到了改善，但上厕所曾经是最糟糕的事。并不是我们在家里不用室外厕所，但里面很干净，地上甚至铺了油毡。在那所学校里，出于轻蔑或不论什么原因，似乎没有人费心去对准那个坑。从许多方面来看，我在镇上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因为其他所有人都是从一年级就在一起了，而且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有学过，但是看到新学校干净的座位，听见令人联想到都市高尚生活的抽水马桶冲水声，我感到安慰。
在第一所学校上学时，我交了一个朋友。一个后来我叫她戴安的女孩在我二年级中途时来插班。她和我年纪相仿，住在那些门前有人行道的房子中的一座。有一天她问我会不会跳苏格兰高地舞，我说不会，于是她主动要求教我。我们心里惦记着这件事，放学后就去了她家。她妈妈死了，她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她告诉我，跳苏格兰高地舞要穿踢踏舞鞋，她有，当然我没有，但我们的脚差不多大，所以她教我的时候我们可以换鞋穿。最后我们渴了，她奶奶给我们喝了一点水，但那是从很浅的大口井里打上来的很难喝的水，跟学校的水一样。我解释说我们家里喝的是从钻得很深的管井里打上来的更好的水，她奶奶一点儿也不气恼，她说希望他们也有那样的水。
但是后来，很快，妈妈出现在房子外面，她去过学校，发现了我的去处。她按响车喇叭唤我离开，甚至对奶奶友好的挥手告别视若无睹。妈妈不经常开车，一旦开车气氛总是紧张严肃。回家路上，我被告知以后永远不可以再到那座房子里去。（要做到这件事情并不难，因为几天后戴安就不来上学了——她被送到了别的地方。）我告诉妈妈，戴安的妈妈死了，她说是的，她知道。我告诉她学苏格兰高地舞的事，她说我以后可以通过恰当的途径学，但不是在那座房子里。
那时我没有发现，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才发现的，戴安的妈妈以前是妓女，死于某种似乎妓女才会得的病。她想被埋在家乡，我们教堂的牧师主持了仪式。关于他当时引用的《圣经》经文，人们有些争议。有些人觉得他应该省略这一句，但妈妈坚信他做得对。
罪的工价乃是死。
妈妈告诉我这个是在很久以后，或者似乎是很久以后，那段时间我处于痛恨她所说的很多话的阶段，特别是当她用那种短促的甚至颤抖的、深信不疑的语气说话的时候。
我时不时地会遇到她奶奶。她总是对我微微一笑。她说我能一直上学真好，然后告诉我戴安的情况，有相当一段时间她也在继续上学，无论是在哪里，但没有我上学的时间长。按照她***说法，她后来在多伦多一家餐馆找了一份工作，穿着镶有亮片的服装上班。那时我已经够大了，也变得够刻薄，臆断那大概是一个要把镶亮片的衣服脱下来的地方。
戴安的奶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我上学时间很长的人。在我必经的那条路上，有不少房子之间的间隔比镇上的要大，但他们在房子周围仍然没有什么地产。其中一座盖在一个小山丘上，主人是威特伊·斯特里茨，一个只有一条胳膊的一战老兵。他养了几只羊，有一个太太，那么多年里我只在她用水泵给饮水桶装水的时候见过她一次。威特伊喜欢拿我上学时间很长这件事情开玩笑，说我总是考试不及格，所以一直不能毕业，真是遗憾。我也开玩笑回敬他，假装那是真的。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那么以为。这就是你认识路边的人和他们认识你的模式。你会说你好，他们也会说你好，然后聊聊天气，如果他们有车而你在步行，他们会捎你一段。这里不像真正的乡下，在那里人们常常彼此了解对方家里的内情，并且每个人的谋生方式都差不多。
我完成中学学业的时间并不比任何一个完整读完五个年级的人所要花的时间更长。但是很少有学生上完五年。那个时候没有人指望进入九年级的学生能够全部升上十三年级后毕业，被知识和正确的语法全副武装。有人去兼职，渐渐地兼职变成了全职。女孩子结了婚，然后有了孩子，或者有了孩子，然后结了婚。在十三年级，原来的学生只剩下大约四分之一，班上弥漫着一种学业有成的氛围，一种庄严的成就感，或者也许只是一种宁静的不切实际的特别感觉，无论后来你怎么样。
我感觉自己仿佛和在九年级时认识的大多数人之间隔了一辈子的距离，更不用说在第一所学校认识的人了。
每当我拿出伊莱克斯吸尘器清理地板的时候，餐厅一角的某样东西总会让我有点吃惊。我知道那是什么，一只看上去崭新的高尔夫球袋，里面装着高尔夫球杆和球。我只是好奇这个东西怎么会在我们家里。我对这项运动几乎一无所知，但我知道打高尔夫的都是哪种人。他们不像爸爸那样穿工装裤——虽然进城时他会穿上好一些的工作裤。在某种程度上，我能想象妈妈穿着打高尔夫穿的那种运动服，用一条丝巾扎起她纤细的随风轻扬的头发。但想不出她真的击球入洞的样子。显然她不可能做出如此轻浮的动作。
某段时间她一定曾不甘平凡。她一定以为她和爸爸会让自己变成不同的人，变成那种可以享受一些休闲的人。高尔夫。宴会。也许她说服自己相信某些界线并不存在。她设法离开了处于荒凉的加拿大地盾上的农场，一个远比爸爸出生的农场更令人绝望的地方，成了一名老师，她说话的方式让自己的亲戚在她周围时都感到不自在。她大概以为，经过这样的努力奋斗之后她到哪里都会受欢迎。
爸爸的观念却不同。他并不认为镇上的人或其他任何人真的过得比他好。但他相信也许他们是这么想的。而他宁愿永远不给他们表现出这一点的机会。
在关于高尔夫这件事上，似乎是爸爸赢了。
并不是说他满足于按照父母期望的方式生活，接管他们不错的农场。当他和妈妈将曾经生活的地方抛在身后，在一座他们不了解的镇子附近的一条道路尽头买下这块地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几乎一定是通过养银狐——后来是养水貂——致富。爸爸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发现比起在农场帮忙或者读中学，自己更喜欢循着陷阱寻找猎物，而且这也会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钱。他突然就有了这个念头，并且，就像他想的那样，一辈子都在实施这个念头。他把攒的所有钱都投了进去，妈妈也拿出了她当老师存下来的钱。他盖了给动物住的畜栏和畜棚，围起了铁丝围栏，以防关在里面的动物跑出去。这块地有十二英亩，大小正好，有一块牧场以及足够的牧草，可以养我们自己的牛和等着喂给狐狸吃的老马。牧场一直伸向河边，上面种了十二棵榆树。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经常屠宰动物。老马得变成肉食，每年秋天都会有一部分毛皮动物被宰杀，只留下用来育种的动物。但我对此习以为常，可以轻易地忽视这一切，为自己营造一个净化后的场景，像是我喜欢的书里会有的那种场景，比如《绿山墙的安妮》或《银色森林的芭特》。我得益于给了牧场绿荫的榆树，波光粼粼的河水，以及从牧场上面的河岸涌出的令人惊喜的泉水。牛和难逃一死的马都喝泉水，我也带一只锡铁杯子接泉水喝。四周总是有新鲜粪便，但我完全忽视它们，绿山墙的安妮一定也是这么做的。
那个时候，有时我得帮爸爸干活，因为弟弟还太小。我用水泵打新鲜的水，在一排排的畜栏边走过来走过去，清理它们的饮水罐，然后给里面重新注满水。我喜欢这些工作。工作的重要性和频繁造访的孤独正是我所喜欢的。后来，我得留在屋里帮妈妈干活，我的话语之中充满了怨恨和好斗的情绪。这就叫“顶嘴”。我伤害了她的感情，她说，结果就是她会到牲口棚去向爸爸告我的状。然后他不得不中断工作，用皮带抽我一顿。（当时这不是罕见的惩罚。）被打之后，我会躺在床上哭，计划离家出走。但是那个阶段也过去了，十几岁时我变得温顺，甚至快活，擅长幽默地讲述我在镇上听到的事或者学校发生的事。
我们家的房子比较大。我们不清楚房子究竟建于何时，但应该不到一百年，因为一八五八年是第一个移民在博德明——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消失了——定居的那一年，他为自己造了一只木筏，沿着河顺流而下，砍掉树木清理出一片土地，那里后来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村庄。那座早先的村庄很快就有了一家锯木厂，一家旅馆，三座教堂，以及一所学校，也就是我上的第一所学校，那所让我如此害怕的学校。后来河上建起了一座桥，人们渐渐明白，住在河对岸的高地上会方便很多，于是最初的定居点慢慢缩小，变成了我刚才说过的破旧不堪的古怪的半座村庄。
我们的房子不会是早期定居时最初建起来的那批房子之一，因为它的外墙是砖砌的，而那些最早的房子都是木头的，但也许它是在之后没多久建的。它背对着村子；面朝着西边，对面是微微倾斜的农田，农田一直向下延伸到一道被遮住的转弯处，河流就在那里转了一个所谓的“大弯”。河那边是一片墨绿色的常青树林，可能是雪松，但距离太远了，难以看清。在更远处，另一座山坡上，有另一座房子，远远看去很小，正对着我们的房子，我们从不去做客，也无从了解，对我来说那就像故事里的小矮人的房子。但是我们知道住在那里的那个男人的名字，或者说有一段时间他曾经住在那里，因为现在他可能已经死了。罗利·格雷恩，这是他的名字，除了这个像故事里的小矮人会有的名字，他在我现在正在写的文字里不再扮演角色，因为这不是故事，只是生活。
妈妈在生我之前曾经两次流产，因此一九三一年我出生的时候，他们一定感到心满意足。但那个年代，前景越来越灰暗。事实是爸爸开始做毛皮生意的时间有点儿晚了。他所期望的成功也许在二十年代中期更可能获得，那正是毛皮刚开始流行，人们也有钱购买的时候。但那时他还没有开始做这一行。不过，我们仍然挺了过来，挺到了战争初期，挺过了整个战争时期，在战争结束时生意一定还有过一阵令人鼓舞的好转，因为就在那年夏天爸爸修整了房子，在原来的红砖外面刷了一层棕色涂料。房子砖块和木板装配的方式有点问题；它们本该把寒冷挡在外面，却不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据说刷一层涂料会有所帮助，然而我记不起来这层涂料曾经发挥了作用。我们还有了一间浴室，没有用过的小升降机成了厨房里的橱柜，带明楼梯的大餐厅变成了带封闭楼梯的普通房间。这个变化给我带来某种难以言说的安慰，因为爸爸以前老在餐厅打我，痛苦和羞愧让我恨不得死掉。而那时环境的改变让人甚至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上中学了，每一年都学得更好，因为我们不再学习如何缝褶边和用正确的握笔姿势写字，社会课被历史课取代，而且可以学习拉丁文。
然而，在那个季节的重新装修带来了乐观情绪之后，我们的生意却再次枯竭，这一次再没有恢复过。爸爸把所有的狐狸剥了皮，然后是水貂，换来了少得可怜的钱，那时他白天拆毁那些见证了那项事业诞生和消亡的牲口棚，下午五点钟到铸造厂去上晚班，半夜十二点左右才回家。
我一放学就回家给爸爸做午饭。我煎两个农家肉卷，浇上很多番茄酱。我给他的保温瓶装满浓浓的红茶，还装进一个涂了果酱的麦麸松饼，或者厚厚的一块自制煎饼。星期六，有时候我做煎饼，有时候妈妈做，虽然她的烘焙技术越来越靠不住了。
有一件事正向我们袭来，比收入减少更加出人意料，更加具有毁灭性，尽管我们当时还不知道。那就是早期帕金森病，症状在妈妈四十多岁时出现。
开始情况还不太糟。她的眼睛只是偶尔几次恍惚地往上翻，由于口涎溢出而生出的唇边汗毛还不太明显。早晨她可以在别人帮助下穿上衣服，偶尔还能做些家务。在令人惊异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保持着力气。
你可能觉得这过于糟糕了。生意不在了，妈妈也健康不再。在小说里这样是不行的。但奇怪的是我不记得那段时间不快乐。家里并没有被特别绝望的情绪环绕。也许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妈妈的身体状况不会好转，只会恶化。至于爸爸，他有力气，而且在很长时间里都会如此。他喜欢在铸造厂一起工作的人，那些人大多数都和他一样，生活在某个方面走了下坡路，或者增添了额外的负担。他喜欢除开上半夜巡夜以外的那些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他得把融化的金属水倒进模具里。铸造厂制造老式的炉子，销往世界各地。这是项危险的工作，你自己有责任小心谨慎，爸爸是这么说的。而且报酬不错——这对他是件新鲜事。
我相信他很高兴能走开，哪怕是去做这种辛苦又危险的工作。离开家，和那些各有麻烦但却尽力而为的人做伴。
他一走我就开始做晚饭。我可以做些自认为富有异国情调的饭菜，比如意大利面或煎蛋饼，只要便宜就行。洗过碗之后——妹妹得把碗擦干，弟弟得被我唠叨烦了才把洗碗水倒进外面黑暗的田野（我自己可以倒但我喜欢发号施令）——我坐下来，把脚放进取暖的烤炉——炉子的门坏了，读从镇图书馆借来的厚厚的小说。《独立的人们》描写的是冰岛生活，比我们那时的生活艰苦得多，但有一种绝望的伟大；《追忆似水年华》涉及的内容我完全不能理解，但并不因此就值得放手；《魔山》写的是肺结核，其中包含高强度的论辩，一方似乎是关于生活的令人振奋的进步观点，另一方则是某种阴郁的、有些令人震颤的绝望。在这段宝贵的时间里我从来不做家庭作业，但在考试前我会全力以赴地学习，几乎熬通宵，往脑袋里塞满各种我应该知道的东西。我有惊人的短期记忆能力，这对满足学习要求很奏效。
尽管有种种困难，我仍然相信自己是个幸运的人。
有时候妈妈会和我聊天，聊的大多数是她年轻时的事。那时我很少反对她看待事物的方式。
有好几次，她对我说起一个故事，和现在属于那个叫威特伊·斯特里茨的老兵的房子有关，就是那个对我花那么长时间完成学业感到惊奇的人。故事和他无关，有关的是早他之前很久住在那座房子里的另一个人，一个叫奈特菲尔德太太的疯老女人。奈特菲尔德太太和我们大家一样，打电话订购食品杂货，然后请人送货上门。妈妈说，有一天杂货商忘了把黄油放进去，或者她忘了订了，就在送货的小伙子打开卡车后面的门时，她发现弄错了，变得很生气。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有所准备。她随身带着斧子，于是把斧子举起来，像是要惩戒那个小伙子，尽管，当然，这不是他的错。他跑到驾驶座上，连车后面的门都没关就开跑了。
这个故事里有些东西让人不解，尽管当时我没去想，妈妈也没去想。那个老太太怎么可能确定在那一堆食品杂货里没有黄油呢？在她不知道会发现错误之前为什么要带着斧子？她一直都带着斧子，以防任何惹人恼火的事发生吗？
据说奈特菲尔德太太年轻的时候是个真正的淑女。
还有一个关于奈特菲尔德太太的故事，这个故事更有趣，因为我也在故事里面，而且故事就发生在我们家附近。
那是一个美丽的秋日。婴儿车被放在一小块新草坪上，我在里面睡觉。那天下午爸爸不在家——也许在老农场帮他爸爸的忙，他有时候会这么做——妈妈正在水池边洗衣服。为了庆祝第一个孩子出生，有一大堆针织品、蝴蝶结之类的需要在软水里小心翼翼手洗的衣物。她在水池里洗衣服并拧干的时候，面前没有窗户。要看到外面，必须穿过房间，走到朝北的窗前。从那里可以看到信箱和房子之间的车道。
为什么妈妈决定放下正在清洗和拧干的东西去看车道？她没在等什么人。也不是爸爸回来得迟了。也许她是让他去杂货店买东西，买她做晚饭需要用的东西，她在想他会不会及时回来，让她能用上这些东西。那个时候她有相当优质的厨艺——事实上，太过优质了，她的婆婆和爸爸家里的其他女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只要看看花销，她们会这么说。
或者也许和晚饭无关，而是让他去买衣服裁剪纸样，或者一块她想给自己做新裙子的布料。
事后她从未说过她为什么那么做。
对妈妈做饭方式的疑虑并不是她和爸爸家人之间的唯一问题。他们一定也对她的衣服颇有微词。我想起来她常常在午后穿上连衣裙，即便只是在水池边洗一下衣服。午饭后她会睡半个小时，起来后总是换一件不同的裙子穿。后来我看照片，觉得那个年代的流行并不适合她，也不适合任何人。裙子没有型，波波头也不适合她丰满柔和的脸型。但这不会是爸爸那些住得很近、可以看到她的一举一动的女性亲戚们反感她的原因。她的过错在于她的样子不符合她的身份。她看上去不像是在农场长大的，或者不像打算待在农场的样子。
她没有看见爸爸的车从小路上开过来。相反，她看见的是那个老太太，奈特菲尔德太太。奈特菲尔德太太一定是从自己的房子走过来的。很久以后我会在同一座房子那儿看见那个取笑我的独臂男人，而他那剪了波波头的太太我只看见过一次，她当时站在水泵旁边。在我知道任何关于那个疯老太太的事情之前，老太太就是从那座房子里跑出来，为黄油的事拿着斧子追赶过那个送货的小伙子。
在看见奈特菲尔德太太沿我们家门前的小路走过来之前，妈妈一定见过她很多次。也许她们从来没有说过话。但也可能说过。妈妈也许刻意强调过这一点，即使爸爸告诉她没必要。甚至可能会招来麻烦，这大概是他会说的话。妈妈同情像奈特菲尔德太太这样的人，只要他们是正派人。
但是那时她没有在想友好或正派。那时她急忙从厨房的门跑出去，一把把我从婴儿车里抱出来。婴儿车和毯子被丢在原地，她跑回家里，试图从里面把厨房门锁上。她不必担心前门，前门总是锁着的。
但是厨房门有问题。据我所知，这个门从来没有真正的锁。我们只是习惯晚上用一把厨房的椅子抵住门，把椅背卡在门把手下面，这样如果有人推门进来，就会弄出很大的声响。在我看来，这种保障安全的方式过于随意，和爸爸在桌子抽屉里藏了一支左轮手枪的做法也不协调。他得经常射杀马匹，因此，很自然，家里还有一支来复枪和几把猎枪。当然，子弹没有上膛。
妈妈把门把手楔牢之后有没有想到武器？她这一生是否曾经拿起过一支枪，或给枪上过膛？
她是否想过那个老太太也许只是来探望邻居？我想没有。她走路的样子一定有所不同，一定表现出某种果断的决心，那不是沿路过来拜访的客人应有的样子，她沿我们门前的小路走过来不是来做友好的拜访的。
可能妈妈祈祷了，但她从没提到这一点。
她知道婴儿车里的毯子被翻找过，因为，就在她把厨房门上的百叶窗帘拉下来之前，她看见一条毯子被扔到地上了。在那之后，她再没有试图去拉下哪扇窗户的百叶窗帘，而是抱着我站在一个不会被看见的死角里。
没有得体的敲门声。但是椅子也没有被推动。没有砰砰声或嘎嘎声。妈妈躲在升降机旁边，心里怀有一线希望，希望那刻的安静意味着老太太改变了主意，回家去了。
但不是这样。她正在绕着房子走，不慌不忙，每经过一楼的一扇窗户就停住脚步。当然，正值夏天，遮挡风雪的护窗没有关上。她可以把脸贴在每一块窗玻璃上。因为天气很好，所有百叶窗帘都被拉到最高。那个老太太个子不是很高，但她不用踮起脚就可以看见里面。
妈妈怎么知道这些？似乎她并没有抱着我跑来跑去，在一件又一件家具后面寻找掩护，心里怕得要命的同时，向外面窥视，撞见那双瞪大的眼睛，也许还有咧着嘴的怪笑。
她一直待在升降机旁边。她还能做什么呢？
当然，还有地窖。那里的窗户非常小，任何人都没法从窗子爬进去。但是地窖门没有门闩。如果那个女人最后真的闯进房子，沿地窖的台阶下来，那么被困在黑暗的地窖里一定更加可怕。
还有楼上的房间，但是要上楼去，妈妈必须穿过那个大餐厅——将来我会在那个房间里挨打，但变成封闭式楼梯后，房间里面的恶意也随之消失了。
我不记得妈妈第一次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但似乎较早的几个版本只说到妈妈躲在家里的时候奈特菲尔德太太把脸和手紧贴在窗玻璃上就结束了。后来的版本说到往里看。耐心告罄，或者说愤怒占据了上风，于是响起了嘎嘎声和砰砰声。没有提到叫喊声。老太太也许没有力气叫喊。或者也许在耗尽体力之后她忘记了来这里的目的。
不管怎么样，她放弃了；这就是她所做的一切。查看过所有的门窗之后，她离开了。妈妈终于鼓足勇气在一片寂静之中观望四周，确定奈特菲尔德太太已经去了别的地方。
然而，在爸爸回家之前，她一直没有把椅子从门把手下面挪开。
我并非要暗示妈妈经常说起这件事。这不在我逐渐了解而且——最重要的是——感兴趣的事情之列。她如何勉强上到了中学。她在埃尔伯塔教书的那所学校，孩子们骑着马来上学。她在师范学校的朋友，幼稚的恶作剧。
我总能听懂她在说什么，尽管，在她的声音变粗之后，其他人往往听不出来。我是她的翻译，有时候我非常痛苦，因为不得不重复那些繁复的表达或者她认为有趣的话，我看得出，那些停下脚步跟她聊天的友善的人巴不得马上离开。
我从未被要求去谈那个她称之为奈特菲尔德太太的探望的事件。但是这件事我一定知道很长时间了。我记得某次我曾问她是否知道那位老太太后来怎么样了。
“他们带她离开了，”她说，“哦，我想是这样。她没有被丢在那里自生自灭。”
我结婚之后搬到了温哥华，但依然收取我长大的那座小镇的周报。我想某个人，也许是爸爸和他的继任太太，为我订了这份报纸。通常我几乎不看，但有一次，我看报纸的时候看到了奈特菲尔德这个名字。这显然是一个女人的婚前姓，名字的主人现在不住在镇上，而住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她给报纸写了一封信。她和我一样，仍然是家乡报纸的订户。她写了一首关于在家乡度过的童年的诗。
我知道一座长满青草的山坡
清澈的小河从坡下流过
那里充满宁静和快乐
在我的记忆里荡漾着微波——
这首诗有好几节，我读下去的时候逐渐明白，她说的就是同一片我曾以为归属于我的河滩。
“随信附上的诗行根据我记忆中的那座山坡写成，”她写道，“如果能在历史悠久的贵报刊登，我非常感激。”
阳光洒在河面上
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芒
就在河的对岸
快乐的花儿竞相开放——
那是我们的河岸。我的河岸。另一节写的是一片枫树，但我相信她记错了，那些是榆树，因为得了荷兰榆树病，现在已经全都死了。
信中其余的内容让前因后果更清楚了。这个女人说她的父亲——他姓奈特菲尔德——于一八八三年在后来被称为“下镇”的地方从政府手里买了一块地。那块地就在梅特兰河边。
岸边开满了鸢尾花的小溪
被枫树林的绿荫遮蔽
流水滋润的原野上
一群群白鹅在嬉戏
她没有提及——换作我也会这样——泉水变得浑浊，周围被马蹄弄脏。当然也没有提到粪便。
实际上，我也作过几首诗，和她的诗差不多，但现在已经弄丢了，抑或从未被写下来过。赞美大自然的诗行不太容易收尾。我写那些诗的日子，大约就是我对妈妈极度排斥，而爸爸正狠狠打掉我的刻薄的时期。或者说揍扁我，当时人们会快活地如此形容。
这个女人说她出生于一八七六年。结婚前她一直住在父亲家里，在那里度过了她的青春。那座房子在小镇的尽头，空旷的田野开始的地方。从房子里可以看到夕阳。
那是我们的房子。
有没有可能妈妈从来不知道这一点，从来不知道我们的房子是奈特菲尔德一家曾经住过的地方，那个老太太是在透过窗户看她自己过去的家？
有这个可能。我年纪大了之后，开始有兴趣费神翻阅档案记录，不顾枯燥地考据一些事情，我发现在奈特菲尔德家卖掉房子之后，我父母搬进去之前，有好几户人家拥有过那座房子。你也许好奇为什么那个老太太还可以活很多年，却把房子卖了。她是否成了寡妇，手头拮据？谁知道呢？是谁来把她带走了，就像妈妈说的那样？也许是她的女儿，那个住在俄勒冈的写诗的女人。也许她在婴儿车里寻找的正是那个已经长大的、离家很远的女儿。就在妈妈说她为了保护我宝贵的生命把我抱起来之后。
在我成年后有一段时间住得离那个女儿并不太远。我本可以写信给她，或者去拜访她，如果我当时没有为自己年轻的家庭和总是令人不满意的写作忙碌的话。但那时我真正想要说话的对象是妈妈，而她已经不在了。
妈妈最后一次发病时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参加她的葬礼。我当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温哥华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们。我们难以负担旅费，而且我丈夫鄙视仪式。但为什么要把责任推到他身上呢？我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会说起某些无法被原谅的事，某些让我们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事。但我们原谅了，我们每次都原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