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妈妈年轻时会和全家人去跳舞。舞会在校舍举办，有时也在一家客厅足够大的农舍。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去。有人弹钢琴，家里的钢琴或学校的钢琴，还有人会带来一把小提琴。方形舞有着复杂的舞步，某个被公认为有特别天赋的人（每次都是男人）会喊舞步，用一种古怪的、近乎绝望的急迫语气扯开嗓门叫喊，但那根本没用，除非你本来就会跳这种舞。而事实上每个人都会跳，他们十岁或十二岁时就已经学会了所有的舞步。

    而现在妈妈已经结婚，有了我们三个孩子，但她的年龄和性格却让她仍然喜欢这样的舞会，如果她还住在仍然举办这种舞会的真正的乡下的话。她也会喜欢那种双人跳的圆舞，这种舞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渐渐取代老式舞。但是她的处境比较尴尬。或者说我们的处境。我们家不在镇上，但也不在真正的乡下。

    爸爸比妈妈受欢迎多了，他相信随遇而安。妈妈却不是这样。她在农场长大，却脱离了那里的生活，成了一名老师，但这还不够，还没有给她想要的身份，没让她结交上镇上的朋友。她住在不该住的地方，没有足够的钱，但反正她也没能力拥有那些。她会打尤卡牌，但不会打桥牌。她看到女人抽烟会感觉受到了冒犯。我想人们觉得她太固执己见了，说话也太符合语法规则。她用“乐意之至”和“的确如此”这样的词。听上去好像她在一个总这么说话的奇怪家庭长大。但其实不是。他们不这么说话。在农场，我的阿姨和舅舅说的话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们也不太喜欢妈妈。

    我的意思不是她时时刻刻都在希望事情会有所不同。和其他所有女人一样，她得把洗衣盆拖进厨房，家里也没有自来水，她还得用夏天的大部分时间准备过冬的食物，因此她在不停地忙碌。如果有时间，她一定会对我失望，但她甚至没有时间去想为什么我从没有从镇上的学校带合适的朋友或任何朋友回家。或者为什么我躲避主日学校的朗诵，要知道，以前我会牢牢抓住这样的机会。为什么我回家时头上的发卷被扯了下来——事实上我在进学校之前就已经干了这件亵渎的事，因为没有人梳她给我梳的发型。或者究竟为什么我学会了抹去曾经拥有的背诵诗歌的惊人记忆，拒绝再用这样的技艺去炫耀。

    而我并非一直闷闷不乐，争吵不休。至少那时还没有。那时我大约十岁，所渴望的只是好好打扮一番，然后陪妈妈去跳舞。

    舞会在我们那条路上的一座还算体面但看上去并不富有的房子里举行。那是一座很大的木头房子，我对住在其中的人一无所知，只知道男主人在铸造厂上班，尽管他的年纪足以做我的爷爷。那个时候你不会主动离开铸造厂，而是能干多久就干多久，为将来不能工作的时候存钱。即使在我后来懂得称之为“大萧条”的那段时期，发现自己不得不靠养老金生活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而无论自身的处境多么窘迫，成年儿女让父母靠养老金生活，也同样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现在我想起来一些当时没有想到的问题。

    住在那座房子里的人举办舞会只是为了制造欢庆的气氛吗？还是他们为此收费？也许他们发现自己处境艰难，即使家中的男人有一份工作。医药费。我知道那会对一个家庭带来多么重的负担。我的妹妹，就像人们常用的形容，体弱多病，她的扁桃体已经被切除。弟弟和我每年冬天都会发作严重的支气管炎，需要医生出诊。请医生需要花很多钱。

    我本该感到奇怪的另一件事是为什么被选中陪伴妈妈的是我，而不是爸爸。但这其实并不太费解。也许爸爸不喜欢跳舞，妈妈却喜欢。而且，家里有两个小孩子需要照顾，我还不够大，不能照顾他们。我不记得父母雇过临时保姆。我甚至不确定那个时候人们是否熟悉这个词。我十几岁时曾经做过临时保姆，但时代已经不同了。

    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在妈妈记得的乡村舞会上，从来没有后来会在电视上出现的那些大胆的方形舞服装。每个人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如果不这么做，不以乡下人所谓荷叶边加颈巾的盛装出席，就是对主人和所有其他人的侮辱。我穿着妈妈给我做的柔软的冬季羊毛长裙。裙摆是粉红的，上身是黄色的，左边胸口处用粉红色毛线织了一个心形图案。我的头发经过梳理，沾湿后编成长而臃肿的香肠似的发卷，每天我都会在上学路上把这些发卷弄乱。我曾经抱怨，除了我要梳着这样的发型在舞会上跳舞，没有别人把头发梳成这样。妈妈反驳说别人没我这么幸运。我不再抱怨，因为我太想去舞会了，也或者因为我认为舞会上不会有学校的人，所以没关系。我害怕的永远是学校同学的嘲笑。

    妈妈的裙子不是自己做的。那是她最好的裙子，漂亮得不适合穿去教堂，喜庆得不适合穿去葬礼，因此很少穿。裙子是黑色天鹅绒做的，袖子到胳膊肘，领口很高。奇妙的是胸前缝满了金色、银色和其他各种颜色的小珠子，在灯光下随着她的每一个动作或每一次呼吸而闪耀变幻。她把当时几乎全黑的头发编成辫子，然后用发夹将辫子在头顶上紧紧地束成发冠。如果她是别人，不是我的妈妈，我会认为她漂亮得摄人心魂。我想我的确发现她很漂亮，但是一走进那座奇怪的房子，我就不得不注意到她最好的裙子和所有其他女人的裙子都不一样，尽管她们也一定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裙子。

    我所说的其他女人在厨房里。我们就在那里停下来，看摆放在一张大桌子上的东西。各种各样的水果馅饼、曲奇饼、馅饼和蛋糕。妈妈也放下她自己做的一些漂亮的点心，然后忙碌地摆弄着，让点心看上去更好看。她评论说桌上的每一块点心看上去都令人垂涎。

    我能肯定她说了那个词吗——令人垂涎？无论她说了什么，听上去都不太对劲儿。当时我希望在那儿的人是爸爸，他说的话总能恰当应景，甚至在他的话遵循语法规则的时候。他在家里时会守语法规则，但在外面不太乐意那么说话。他能自然地加入正在进行的无论什么谈话之中，他明白需要做的就是永远不说任何与众不同的话。妈妈却恰恰相反。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清楚干脆，都是为了吸引注意。

    现在正是那样的情况，我听见她在笑，笑得很高兴，仿佛是对没有人和她说话的补救。她在询问我们可以把大衣放在哪里。

    结果是我们可以把大衣随便放在哪里，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有人说，可以放在楼上的床上。要上楼必须爬上一段两边是墙壁的楼梯，楼梯里没有灯，要到楼上才有。妈妈让我先去，她一会儿就来，于是我去了。

    这里的问题可能是参加舞会是否真的需要付钱。妈妈可能留在下面处理钱的事。另一方面，如果人们需要付钱，还会带这么多点心来吗？那些点心真的像我记忆中那么丰盛吗？在每个人都很穷的情况下？但是也许他们已经感觉不那么穷了，因为战争期间有了一些工作机会，士兵也会寄钱回家。如果当时我真的是十岁——我记得是十岁，那么这些变化已经有两年了。

    厨房和客厅各有一个楼梯口，两段楼梯汇合成一段之后通向楼上的卧室。我在收拾过的第一间卧室脱掉大衣和靴子之后，仍然能听见妈妈在厨房里的响亮声音。但我也能听见客厅传来的音乐声，于是下楼朝客厅走去。

    除了钢琴，房间里的所有家具都被移走了。窗户拉上了我认为特别单调的墨绿色的布窗帘。但是房间里的气氛并不单调。很多人在跳舞，端庄地互相搂抱着，在小小的圈子里拖着脚走着舞步或者摇摆着身体。两个还在上学的女孩在跳刚刚流行起来的舞，面对着面做出方向相反的动作，有时候拉着手，有时候不拉手。她们看见我的时候还微笑着以示招呼，我高兴得仿佛心都融化了，任何比我大的自信女孩注意到我的时候我都会这样。

    房间里有一个你不可能注意不到的女人，她的裙子一定会让妈妈的裙子黯然失色。她一定比妈妈大不少——她有一头白发，梳成光滑精致的所谓大波浪，紧贴头皮。她身材高大，宽肩丰臀，穿着一条金橙色塔夫绸长裙，方形的领口开得很低，裙摆刚过膝盖。短袖紧紧地裹着她的手臂，手臂上的肉丰满、光滑、雪白，像猪油一样。

    这是令人惊讶的情景。我从前不曾想到会有人看上去既年老又精练，既结实又优雅，如此大胆却又如此端庄。你可以说她厚颜无耻，也许后来妈妈就这么说了——她会用这样的词。更宽容的人大约会说优雅庄重。除了裙子的式样和颜色之外，她并没有真的在炫耀。她和那个陪伴她的男人彬彬有礼地、甚至有点心不在焉地跳着舞，就像一对夫妻。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我以前从没见过她。我不知道她在我们镇上声名狼藉，说不定还传到了更远的地方。

    我想如果我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回忆曾经发生过的事的话，我绝不会让她穿那条裙子。她不需要这样的广告。

    当然，如果我住在镇里，而不仅仅是每天走读上学，也许就会知道她是个有名的妓女。我就一定会在某个时候见过她，就算她没穿这条橘色的裙子。我不会用妓女这个词。坏女人，我更可能这么说。我会了解到她身上有某种恶心、危险、兴奋和大胆的东西，却并不确切地知道那是什么。如果有人试图告诉我，我想我不会相信他们。

    镇上有好几个人看上去与众不同，也许对我来说她只会是其中之一。有一个驼背男人，每天都把镇政厅的大门擦得锃亮，据我所知他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做。还有一个看上去很正常的女人，总是不停地高声自言自语，责骂根本看不见的人。

    我最终会知道她叫什么，并发现她真的做了我不相信她会做的事。而那个我看见和她跳舞的男人——他的名字我大概从未知晓——是台球房的主人。我上中学时，有一天，我和几个女孩经过台球房，她们激我走进去，我进去了，他就在里面，是同一个人。尽管彼时的他头发更加稀疏，身材更加粗壮，穿着更加破旧。我不记得他对我说过什么话，但他没有必要对我说话。我飞快地跑回朋友身边——她们终究不算真的朋友——什么也没有告诉她们。

    看见台球房主人的时候，我回想起那天舞会的整个场景，嘭嘭作响的钢琴和小提琴的音乐声，那时的我认为荒唐的橘色裙子，妈妈的突然出现，身上还穿着她可能根本就没有脱下的大衣。

    她站在那里，穿透音乐用我特别不喜欢的那种声调叫我，那种声调似乎在专门提醒我，我能来到这个世界，全要归功于她。

    她说：“你的大衣在哪里？”好像我把衣服放错了地方。

    “在楼上。”

    “那就去把它拿下来。”

    如果她自己去过楼上就会看见大衣在那里。她一定根本没有走出过厨房，她一定一直在忙着摆弄点心，大衣只是解开了扣子，却没有脱下，直到她朝跳舞的房间看去，发现了那个穿橘色裙子跳舞的人是谁。

    “别磨蹭。”她说。

    我没想磨蹭。我打开通向楼梯的门，跑上几级台阶，发现转弯处坐着几个人，挡住了我的路。他们没有看见我来，而是似乎正致力于某件严肃的事情。但准确地说，并不是在争论，而是在急迫地交谈。

    其中两个是男人。穿着空军制服的小伙子。一个坐在台阶上，另一个坐在下面一级台阶上，向前俯着身子，一只手放在膝盖上。一个女孩坐在上面一级台阶上，最靠近她的那个男人正安慰地轻拍她的腿。我想她一定是在狭窄的楼梯上摔倒了，摔疼了，因为她在哭。

    佩吉。她叫佩吉。“佩吉，佩吉。”两个小伙子在说，声音急迫而不失温柔。

    她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她的声音有些孩子气。她在抱怨，是那种抱怨什么事不公平的语气：一遍又一遍地说某件事不公平，但声音充满绝望，仿佛你并不指望那件不公平的事会得到纠正。在这样的情形下另一个会被用到的词是“讨厌”。太讨厌了。某人太讨厌了。

    回家后听妈妈跟爸爸的谈论，我知道了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没能弄明白。哈奇森太太由台球房主人开车带来出现在了舞会上，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个人是台球房主人。我不知道妈妈用了什么名字叫他，但很遗憾他的行为让她感到惊愕。要举办舞会的消息不胫而走，阿尔伯特港——也就是空军基地——的几个小伙子也决定要去参加舞会。当然，这没有问题。空军小伙子没有问题。哈奇森太太才是那个不受欢迎的人。还有那个女孩。

    她带来了她们那儿的一个女孩。

    “也许就是像出来玩玩一样，”爸爸说，“也许只是想跳舞。”

    妈妈似乎甚至没有听见爸爸的话。她说真倒霉。你指望度过一段美好时光，在邻居家好好跳舞，但这一切都给毁了。

    我有评价年纪稍大的女孩长相的习惯。我不认为佩吉特别漂亮。也许她化的妆被哭花了。她盘起来的灰褐色头发从发夹上散落了下来。她的指甲涂了指甲油，但看上去依然像是被啃过。她看上去并不比我认识的那些哼哼唧唧畏畏缩缩永远在抱怨的比我大些的女孩成熟多少。然而那几个小伙子对待她的样子就仿佛她永远都不该遭遇任何艰难时刻，她天生应当被宠爱被满足，接受众人俯首。

    其中一个小伙子递给她一支卷好的烟。我认为这个行为是一种款待，因为爸爸只给自己卷烟，我知道的所有其他男人也都一样。但是佩吉摇摇头，用那种受了伤的语气抱怨说她不抽烟。然后另一个小伙子给她一块口香糖，她接了。

    发生了什么？我无法知道。那个给她口香糖的小伙子在翻口袋时注意到了我，他说：“佩吉？佩吉，我想这个小姑娘要上楼去。”

    她低下头，所以我没法看到她的脸。经过时我闻到了香水味。也闻到了他们身上的烟草味，还有男人穿的羊毛制服和亮锃锃的靴子的气味。

    我穿上大衣下楼来时他们还在那里，但这一次他们知道我要来，因此在我经过时没有说话。不过佩吉大声地抽了一下鼻子，最靠近她的小伙子不停地抚摸着她的大腿。她的裙摆被拉了上去，我看见了她长袜的吊带。

    有很长时间我一直记得那些声音。我仔细回味那些声音。不是佩吉的声音。是那两个小伙子的声音。现在我知道，战争初期驻扎在阿尔伯特港的一些空军士兵来自英国，当时正在那里受训，为参与对德作战作准备。因此我怀疑，是不是英国某地的那种口音令我觉得如此温柔迷人。但毫无疑问，我以前从没有听过一个男人那样说话，那样对待女人，仿佛她是一个如此美好珍贵的造物，无论有哪种不友善的事发生在她身边，都违背了律法，都是罪恶。

    我认为是什么事让佩吉哭泣？当时我对这个问题没什么兴趣。我自己就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从我去的第一所学校放学回家的路上被追赶、被人用木瓦打的时候，我哭了。镇上学校的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单单把我挑出来，展示我乱七八糟的书桌的时候，我哭了。她因为这个问题给妈妈打电话，妈妈挂上电话时哭了，她因为我没有为她争光而饱受痛苦。似乎有些人天生勇敢，有些人却并非如此。一定有人对佩吉说了什么，于是她在那里抽鼻子，因为她和我一样不是厚脸皮。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认为惹她的一定是那个穿橘色裙子的女人。一定是个女人。因为如果是男人，安慰她的某个空军士兵一定惩罚过他了。让他说话当心，也许把他拖出去揍一顿。

    因此我感兴趣的不是佩吉，不是她的眼泪，她那悲伤的样子。她有太多地方让我想到了自己。我感到惊奇的是安慰她的人。他们仿佛甘愿在她面前俯首低眉、剖献忠心。

    他们一直在说什么？没什么特别的。没事了，他们说。没事了，佩吉，他们说。好了，佩吉。没事了。没事了。

    如此友善。有人可以如此友善。

    的确，这些来到我们国家接受训练以执行轰炸任务——后来他们很多人因此丧生——的小伙子，可能只是带着最普通的康沃尔郡或肯特郡或赫尔市或苏格兰的口音。但在我看来，他们似乎一开口就是在送出某种祝福，即刻的祝福。我没有想过，他们的未来和灾难紧密相连，或者他们平凡的生命会从窗户飞出去，在地上摔碎。我只想到祝福，能接受祝福是多么奇妙，那个佩吉是多么幸运，又多么不配。

    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我一直想着他们。在又冷又黑的卧室里，他们轻轻摇晃着我入眠。我可以让他们出现，让他们的脸出现在我眼前，让他们的声音出现在我耳边，但是，哦，不仅如此，现在他们的声音只给我一个人听，没有什么多余的第三方。他们的手在祝福我细瘦的腿，他们的声音在向我保证，我，同样值得被爱。

    他们的模样和声音仍然存在于我并非完全关乎情爱的幻想之中，但其实他们早已离开。有些人，很多人，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