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黑暗的故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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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纳时期保存下一本已经磨损了的相册。这是爸爸，他的哥哥大卫，二人都在上学，神情都很严肃，苍白，尖顶帽下露出他们的两只大耳朵，二人都身穿西装，系着领带，衬衣领子笔挺。这是亚历山大爷爷，开始有点谢顶，胡须浓密，装束整齐，样子有点像沙皇时代的一个小外交官。这是一些集体照，也许是毕业班。毕业的是爸爸还是大卫伯伯已难以知晓，他们的脸很是模糊。男孩子戴着帽子，女孩子戴着扁圆的贝雷帽。多数女孩都是一头黑发，一些露出蒙娜丽莎似的微笑，那微笑了解你极想知道的东西，但你不会知道，因为它注定不是对你的。那么是对谁的呢?几乎确定，这些集体照中的年轻人实际上都被剥光衣服，被迫奔跑，遭到鞭打，被恶犬追逐，挨饿受冻，进了波那森林大坑。除我爸爸之外，他们当中还有谁幸存?我对着强光细看集体照，试图在他们脸上看出点什么：某些狡猾或者果敢，某种内在的坚韧，这坚韧或许使第二排左边的男孩猜测出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不相信所有安慰性话语，在时犹未晚之时爬到隔离区下面的阴沟里，参加了森林游击队。不然就是，中间那个漂亮女孩怎么样了，她显得聪明而玩世不恭，不是我之所爱，不能欺骗我，我虽然比较年轻，但我已经什么都懂了，我甚至知道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大概她幸存下来了?她是逃出来参加鲁德尼克森林中的游击队了吗?她是由于外表像雅利安人，设法藏到隔离区外面的一个区了吗?她躲进修道院了吗?不然就是在时犹未晚之际设法躲开德国人及其立陶宛亲信，溜到了俄国境内?不然就是她在时犹未晚之际移民到了巴勒斯坦，过沉默寡言的拓荒者生活，一直活到七十六岁——在耶兹里尔峡谷的一个基布兹管理蜂箱或者鸡舍?这是我年轻的爸爸，长得很像我的儿子丹尼爱拉(中名是耶胡达·阿里耶，和爸爸名字一样)，像得令人毛骨悚然，十七岁，又瘦又高，像根玉米棒子，打着蝶形领结，纯真的双眼透过圆圆的镜片在看着我，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些骄傲，一个聊天大王，然而非常腼腆，这并不矛盾，黑油油的头发整齐地梳到脑后，脸上露出一种欣喜的乐观：朋友，千万别着急，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会战胜一切，把一切置之度外，不管发生什么，也没关系，一切都会好的。照片中的爸爸比我儿子年轻。如果可能，我会走进照片，向他和他快乐的朋友发出警告。我会试图向他们解释将会发生什么。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不会相信我说的话，是不是在取笑我们呢?这又是我的爸爸，一副参加舞会的打扮，头戴裘皮无檐帽，一顶俄式帽子，在划一只小船，两个女孩子冲他微笑，有些卖弄风情。这张他穿的是有点滑稽可笑的灯笼裤，露着袜子，一个头发中分的女孩微笑着从身后拥抱他。女孩正要把一封信投进标有“邮政服务”字样(照片中的字迹清清楚楚)的信箱。这封信是寄给谁的?收信人怎么样了?照片里另一个女孩，那个身穿条纹长裙，胳膊上挎着黑色小手包，穿白鞋白袜的女孩又将命运如何? 照片拍过之后，女孩子还有多长时间能继续微笑?这是我的爸爸，也在微笑，突然令人想起那个在年幼时被母亲打扮成的小姑娘，与之在一起的还有五个男孩，四个女孩。他们在森林里，但是却穿着他们在城里穿的最好衣服。然而男孩子脱掉了外衣，穿着衬衣打着领带，站在那里，摆出既勇敢又孩子气的姿势向命运挑战，或者是向女孩子们挑战。在照片里，他们用人搭成一座小型金字塔，两个男孩肩扛着一个胖女孩，第三个男孩亲热地举着她的大腿，另两个姑娘仰头看着，开怀大笑。朗朗天空，连同河桥上的栏杆也显得非常欢快。只有周围的森林没有笑，它密密层层，威严，黑漆漆的，从照片这头延伸到照片那头，大概还会延伸。维尔纳附近的森林，鲁德尼克森林? 还是波那森林?不然就是波皮舒克或奥尔凯尼基森林，我爸爸的爷爷耶胡达·莱夫·克劳斯纳喜欢坐在他的马车上穿过奥尔凯尼基森林，在一片漆黑甚至大雨滂沱风雨交加的夜晚，也信赖他的骏马、强壮的臂膀和好运。爷爷在精神上向往着经历两千年不幸、正在重建的阿里茨以色列。他思念加利利、沙龙平原、吉拉德、吉尔伯阿山谷，思念撒玛利亚山、以东山脉，“奔流，约旦河水在奔流，你波涛汹涌”。他为犹太民族基金会捐款，给犹太复国主义者支付谢克尔，热切地阅读点点滴滴的阿里兹以色列信息，为杰伯廷斯基的演讲如醉如痴。杰伯廷斯基有时经过犹太人居住的维尔纳，聚集起热情的听众。爷爷一向全力以赴地支持杰伯廷斯基那妄自尊大毫不退让的民族主义政治，认为他是军事复国主义者。然而，即使维尔纳大地的火舌快烧到他和家人脚下时，他还是倾向于——也许是施罗密特奶奶使之倾向于——到某地寻找不像巴勒斯坦那么亚洲化、比总是暗无天日的维尔纳略微欧洲化的新家园。1930年到1932年，克劳斯纳想移民法国、瑞士、美国(尽管是红色印第安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英国。但这些国家无人愿意接纳他们，他们的犹太人已经够多了。(“一个都多。”加拿大和瑞士的部长们那时说，其他国家嘴上不说但也这么办。)约在德国纳粹执政前的十八个月，我那位犹太复国主义爷爷竟然无可救药地对维尔纳的反犹主义视而不见，甚至申请德国国籍。让我们幸运的是，德国也拒绝接受他。这就是他们，这些满怀热情的亲欧派人士，能讲如此多的欧洲语言，吟诵欧洲诗歌，坚信欧洲道德水准至高无上，欣赏欧洲的芭蕾和歌剧，培育着欧洲传统，梦想着它实现后民族主义后统一，仰慕它的行为举止、衣着和时尚，自犹太启蒙以来无条件无拘无束地热爱它热爱了几十年，尽人之最大努力以取悦它，以各种方式为它做出各种贡献，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用狂热的取悦打破它的冷漠与敌视，与之交友，使自己得到它的欢心，为它所接受，为它所拥有，为它所爱……

因此在1933年施罗密特和亚历山大·克劳斯纳，那两位已对欧洲失望了的恋人，与他们刚刚完成波兰文学和世界文学学士学位的幼子耶胡达·阿里耶兴味索然，几乎是不太情愿地移民到亚洲化的亚洲，移民到爷爷年轻时代写下的感伤诗歌中一直向往的耶路撒冷。他们从的里雅斯特乘坐“意大利号”轮船去往海法，途中和船长合影，船长的名字写在照片旁边，他叫本尼阿米诺·乌姆伯托·斯坦德勒。千真万确。在海法港，留下了这样一个家族传说。英国托管时期的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或者是卫生官员正等待着他们，往所有乘客身上喷洒消毒水。当轮到亚历山大爷爷时，就有了我们的故事。他非常生气，从医生手里抓过喷头把医生喷了个透，好像在说，谁要是在这里胆敢对待我们像在大流散中那样，就这么对付他。两千年了，我们默默地忍受一切，但是这里，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我们决不能默默忍受新的流亡，我们的尊严不能遭到践踏——或者是消毒。

他们的长子大卫，那位忠诚而勤恳的亲欧人士留在了维尔纳。在那里，起先，尽管身为犹太人，他还是在大学里得到教授文学的职位。他无疑一心追寻约瑟夫伯伯那值得称道的生涯，如同我爸爸终生所追寻的那样。在维尔纳，他会娶一个名叫玛尔卡的年轻姑娘，在那里，1938年，他的儿子丹尼爱拉会出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比我大一岁半的孩子，也未能找到他一张照片。只有一些明信片和玛尔卡(玛西亚)伯母用波兰语写的几封来信。“1939年2月10日：第一个夜晚，丹努什从晚上九点睡到早上六点。他夜里睡觉没有问题。白天，他睁着眼睛躺在那里，胳膊和腿的姿势不变。他有时候会叫……”小丹尼爱拉·克劳斯纳不会活到三岁。很快他们会来把他杀死，以使欧洲免遭他的破坏，以便提前避免希特勒“梦魇般的幻觉：令人憎恶、两腿向外弯曲的犹太杂种引诱成百上千的姑娘……黑头发的犹太青年脸上挂着撒旦似的笑，埋伏在那里，等待没有提防的姑娘，用他的血来玷污她……犹太人的最终目的是要消除国籍……通过使其他民族退化不纯，降低最高人种水平……怀揣毁灭白种人的秘密目的……倘若将五千名犹太人运往瑞典，他们会在极短时间里占据所有的重要位置……毒化所有人种、国际化的犹太人。”但是大卫伯伯却想得不一样。他对诸如此类的痛恨观点鄙夷不屑，对庄严的高大教堂拱顶下回荡着的反犹声浪，或残酷危险的新教徒反犹主义，德国种族主义，奥地利的蓄意谋杀，波兰对犹太人的痛恨，立陶宛、匈牙利或法国的残酷，乌克兰、罗马尼亚、俄国和克罗地亚热衷于集体屠杀，比利时、荷兰、英国、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不信任犹太人，一概不予计较。凡此种种，在他看来乃野蛮愚昧时代的朦胧遗风，昨日残余，气数将尽。作为比较文学教授，欧洲文学对他来说是一个精神家园。他未曾意识到，为什么应该离开自己的居住国，移居到西亚，一个奇异生疏之地，以便让愚昧的反犹主义和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暴徒心花怒放。因此他坚守岗位，挥动进步、文化、艺术和未开拓领域的精神旗帜，直至纳粹来到维尔纳。热爱文化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和世界主义者不符合他们的口味，于是乎他们就杀害了大卫、玛尔卡和我的小堂兄昵称为丹努什或丹努什可的丹尼爱拉。在日期为1940年的倒数第二封来信中，丹努什的父母写道：“他最近已经开始走路了……他记忆力惊人。”大卫伯伯把自己当作时代的产物，一位卓尔不群、自如运用多种文化多种语言、富于启迪的欧洲人，一位明白无误的现代人。他蔑视偏见和民族仇恨，他决意永不向缺乏文化素养的民族主义者、沙文主义者、蛊惑民心的政客和愚昧无知的为偏见所左右的反犹主义者屈服，这些人用粗嘎之音保证“让犹太人去死”，从墙上向他狂吠：“犹太佬，滚回巴勒斯坦去!”去巴勒斯坦? 绝对不行。他这种类型的人不会携带年轻的新娘和幼子，临阵脱逃，躲到饱尝干旱侵袭的某个黎凡特省份，远离喧闹的乌合之众所发动的暴力，在黎凡特，几个孤注一掷的犹太人试图亲手建立起一个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武装国家，富有反讽意味的是，他们显然从他们的敌人那里学到了最坏的东西。不，大卫伯伯绝对待在维尔纳，坚守岗位，待在富有理性、心胸豁达、宽容而自由的欧洲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前沿战壕之一，而现在那里又在为生存而战，抗击欲将其吞没的野蛮狂潮的威胁。他需要站在这里，因为他别无所能。直至最后。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