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领袖必修课：用正确证明实力(5)

　　斯诺为毛泽东照了一些照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张戴着八角帽的，当时的毛泽东略显消瘦，侧着的脸显得很清秀，略带忧郁的美，这张照片非常有宣传意义，中国人讲究相由心生，看到这张照片，你会认为他是土匪吗？特别是和蒋委员长的照片相比。如果你非要说毛泽东是土匪，那也是相当俊美的土匪，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蒋介石的宣传，其意义是相当积极的。

　　斯诺回到北平写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轰动一时，全世界第一次知道了毛泽东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中文版的名字叫《西行漫记》。出口转内销，更多的中国人终于知道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有了一股全新的力量在生长，他们品德高尚，他们是未来中国的希望。

　　斯诺以这样的机缘成为世界知名人士。

　　不过比起宣传自己，毛泽东更关注他那些长期合作的战友——张国焘带走的那部分红军。这时候，毛泽东已经拥有大功率电报，所以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毛泽东在争取他们早日重新北上，朱德在与张国焘斗争中表现了对毛泽东的忠诚，他在遵义会议上表态将追随毛泽东，虽然有点迟，但朱德人品高尚，说过的话就不再变。刘伯承也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朱老总没有兵权，人身安全都不能保障，待在张国焘身边就是不走，说我是中央派来的，不听你张国焘的，张国焘气急败坏也没有办法。张国焘一意孤行，宣称他才是中央，领袖们集体不干，毛泽东请张浩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因为张浩代表共产国际，张浩明确告诉张国焘：共产国际支持的是毛泽东，但为了给张国焘面子，他建议张国焘可成立西南局，这样名分就好说多了，最后，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可提交共产国际解决”。

　　这三招很厉害，第一当然是打击，第二是退路，第三是安抚，不把张国焘逼到死路上。

　　张国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陈昌浩也不再支持他，手下的红军已由原来的八万人锐减为四万多人，其中还有一方面军的人马，没有名分，没有出路，又遇到任弼时和贺龙率领一万人马前来会合，他们可是奔着毛泽东而去的过客，在这样的上下挤压和外力推动下，张国焘不得不服软。

　　伤心总是难免的，徐向前等四方面军领导人肯定想起了毛泽东说过：南下是绝路。什么叫战略眼光，什么叫非凡气魄，这些后人看上去是奉承之词，被百战之余的将军们说出来容易吗？这一切来自无数次的正确论断。真的有人做到了，你会吝啬赞扬之词吗？面对价值连城的宝贝不赞美是无欲之人，面对人类思想的光华不拜服除了僵尸就是虚妄之人。要知道多数人的一生错误远大于正确，只有少数人能做到对多错少，几乎不犯大错，那只能以天才称之，因为正确意味着胜利，胜利意味着成功，成功意味着更大成功。

　　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们也将奔赴陕北，贺龙成为新成立的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他们的队伍里加入了原来属于一方面军的那些人，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

　　毛泽东作了安排，夺占通道，红军三大主力终于会师。

　　全中国的主要的红色力量集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就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抗日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时刻，毛泽东的力量增大了好几倍，当然意义重大。

　　元帅中贺龙最没有命运的眷顾，他是湖南人，毛泽东的老乡，他也是最早有了兵的人，当年在南昌起义的时候他就是总指挥，但元帅中只排到第五，原因就是他没有遇到毛泽东，而是朱德带着残兵上了井冈山。不过贺龙的到来，也使得毛泽东力量大增，贺龙在军队的位置极高，在国民革命军序列里他的军阶是军长。为了弥补迟来一步的遗憾，他完全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对于反对者，贺龙就是不讲理的“土匪”，他对许多人都敢说毙了你。作为湖南人，贺龙早就听说过毛泽东的大名，他对毛泽东的拥护是十分真诚的。

　　蒋介石痛苦地发现毛泽东手底下的人马又多了，于是派胡宗南带领十几个师的兵力由南向北进攻。历史真有相似之处，这时候的陕北会师和井冈山朱彭二位上山后的情况十分相似，那就是陕北支撑不了这样多的军队，这样就需要做两件事，一个是抗击胡宗南，一个是进攻宁夏，进攻宁夏是希望能得到俄国人的援助。

　　很多人纳闷张国焘最后的命运为什么那么落魄，除了他前面做的，他还有更大的罪责，而且这是一段有名的公案，谁是谁非，责任到底在毛泽东还是张国焘？有人争论不休。

　　这一段公案叫西路军惨败。

　　三军会师后，张国焘、朱德带领人马直接向宁夏进军，这时候的张国焘依然军权在握，随意指挥，不服从中央军委指挥。毛泽东再三告诫要注意先阻止胡宗南的南敌，然后才能北上，否则将十分被动，张国焘不听，结果在渡过黄河时，被胡宗南抄了后路。河东和河西两岸的红军被国民党军队割断。随后中央下令彭德怀领军，试图恢复与西路军联系的机会依然被张国焘断送，直接造成后来西路军的失败。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西路军是听从中央的命令出发的，也就是毛泽东发布的进军宁夏的命令，这一点是确定的，问题出在要先阻止胡宗南抄后路，张国焘没有听，结果造成失误，为了弥补这一失误，毛泽东派出彭德怀接应，张国焘依然不做配合，丢失了接应西路军的机会，这样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只能是算在张国焘头上，没有办法翻案。

　　张国焘既然如此不合作，毛泽东也就不再客气，因此，中央军委下令：“一切作战行动绝对服从彭德怀之命令。”夺了张国焘的军权。

　　彭德怀指挥主力东移，待机歼敌。

　　由于张国焘的两次错误，导致红四方面军三个军21800人孤悬河西，改称西路军，西路军开始独立作战。

　　这是毛泽东掌握军权以后遭遇的较大失败之一，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没有亲自披挂上阵呢？据说毛泽东在看了《三国演义》的“失、空、斩”后曾说过诸葛的最大错误在于这么关键的战役自己不亲自上阵。那么为什么毛泽东没有亲自指挥宁夏之战呢？有人根据毛泽东已经掌握军权，西路军是听从中央军委的指令采取行动的这一条，认为西路军失败是毛泽东的责任，这个结论是很难成立的。我们参照张国焘的回忆录就能知道，第一，张国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在晚年写的回忆录里也没有指责别人；第二，陈昌浩的责任很大，这也是陈昌浩没有历史地位的关键原因；第三，徐向前军事水平很高但过于服从政委的指示，这是资历和性格诸多方面造成的。

　　这一公案的结论是，宁夏之战虽然是毛泽东下令进行的，但具体执行过程中，需要调整时受到张国焘的干扰，军令无法下达，就是说毛泽东当时指挥不动张国焘的部下，周恩来也没有在前线，也是此理，当然他们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

　　河东部队的指挥权掌握在毛泽东手里，他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求得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国民党军一至两个师，还是老办法。胡宗南似乎没有尝过太大的苦头，居然骄横不可一世，其中一部孤军深入，正好进入毛泽东给他们设置的有利地区——山谷。

　　这办法永远有效，其实你要是知道了就会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新鲜的，可是它就是有效，彭德怀指挥、周恩来压阵，灭了胡宗南手下一个旅加两个整团，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后退。这一仗叫山城堡战斗。名气不大，但很实用。

　　西安事变：一切为了打日本，救中国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不到一个月，“西安事变”发生了，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声响巨大的事件。

　　“西安事变”的发生，看似偶然其实必然。“九一八”以后，明白人都知道日本人要侵略中国了，毛泽东带着共产党已经在调整自己的政策了，爆发点落在张学良身上也是正常的。

　　毛泽东一到陕北就和周恩来致力于和蒋介石以外的力量搞大联合。

　　我们在体会毛泽东的成功轨迹的时候，会觉察到毛泽东的目标在确立后几乎没有变过，这一目标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中间的策略是随时变化着的，但总策略又是确定的，所以看上去眼花缭乱，其实又是有迹可循的，那就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就是广交朋友，所以他在确立了党内领袖地位后，也就是掌握了制定政策的权力后，就制定了广交朋友的方针，这是毛泽东的重要法宝。

　　而这一政策又有最好的执行者，那就是周恩来。毛泽东愿意广交朋友，而周恩来善于广交朋友，这两个人珠联璧合，在毛泽东正确的政策指挥下，周恩来的天赋和才华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毛泽东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时，蒋介石依然加紧对红军“追剿”，所以毛泽东的敌人是两个，日本人和蒋介石。但毛泽东天才地知道，再强大的力量不能同时有两个敌人，为了对付日本人必须联合蒋介石。这一点在后来新中国夹在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时候，毛泽东依然是拉一个打一个，这就是最高明的政治家，违反这一点的都是失败的政治家。指责这一点的则是理论家，不属于世俗领域，也当不了世俗领袖。

　　毛泽东抓住一切机会向全国呼吁，“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被常挂在嘴边，而且不再称蒋介石为“蒋贼”。常看报纸的人们就明白共产党的态度了。

　　周恩来见张学良，进行了很坦率的交流。张学良说他感觉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蒋的错处就在“攘外必先安内”，所以他想逼蒋抗日，周恩来表示基本同意。这就是西安事变的内因。

　　不光是北方军阀响应共产党的抗日呼吁，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出兵湖南，被称为“两广事变”。这表明，蒋介石不抗日，全中国不再有什么势力会将他视作领袖了。

　　毛泽东把口号改成请蒋抗日，与各路军头联络，只求合作抗日。毛泽东向蒋介石表态：只要抗日，一切合作皆有可能。为了鼓励蒋介石抗日，毛泽东可是没少写热情洋溢的赞美信。

　　要说蒋介石绝对不想抗日也不准确，蒋介石只是固执地认为他能很快灭了共产党，然后再抗日。因为蒋介石也知道，日本人严重威胁着他的统治地位，土地丢了，人民丢了，面子早就没有了，这些都不要，只要利益，可是利益也快没有了，蒋介石自己不去抗日，却指望靠着外国列强出面调停，这样的算盘只能以无言来表达，对日本狼来讲到嘴的肉不吃是罪过，朝鲜没了，那是清廷贵族的错，东北丢了，一多半责任在蒋介石，华北要是丢了，蒋介石就成了南宋小朝廷，蒋介石你还往哪里退？再退你就没有代表中国的资格了。

　　不得不承认，此时毕竟还是蒋介石的力量最大，“两广事变”被蒋介石三下五除二就收拾了，封官、给钱再加军事威胁，老一套依然有效，这也没有办法，一物降一物，蒋介石对付军阀有一套，毛泽东对付蒋介石有一套。蒋介石收拾了南方军阀，认为又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红军和共产党了，此时的毛泽东和红军在蒋介石看来只不过是漏网之鱼，枪少自然言轻。

　　蒋介石真的没有想过和毛泽东搞联合，君无戏言，抗日不抗日等以后再说，他要先灭了毛泽东。几年来他又搜刮了足够的钱，于是他又调集了30万军队准备“围剿”红军。12月4日，蒋介石带着他的一大帮子手下大员飞抵西安，蒋介石给张学良、杨虎城最后两个选项：A.听命令打红军；B.如不干，张带兵去福建，杨虎城去安徽，到那里歇着去。这一下把张、杨逼到绝境，A还是B，这不是个问题，这两个都不是答案，他们都没有办法接受，他们选择了C。

　　原因很简单，张、杨痛哭流涕地向蒋介石“苦谏”，可蒋介石不相信眼泪。最后逼得张学良拔出枪的还是爱国的学生遭到机枪的威胁，学生们愿意以死请愿，蒋介石拒绝接见，他那担任警卫的侄子架起了机枪，下令再往前走，杀无赦。张学良夹在中间，两边都逼着张学良表明态度。

　　张学良是一个花花太岁，土匪大帅的长子，身上有诸多的毛病，甚至曾染上抽鸦片的恶习，纵然有千项缺点，他却保留着良知，他杀过人，却不愿意再看到学生们的血，他和蒋介石结拜为兄弟，可以坐享荣华富贵，他不会打仗，一枪不放丢了东北，但他却不愿意背负卖国的罪名而苟活。蒋介石你去做你的政治家吧，你去做你的富翁吧，你为了利益什么都不要，而张学良不如你能干，但比你有血性，他敢于什么都不要，只要做一个中国人，他下了最后的决心。人无欲则刚，无求则强，张学良在杨虎城的帮助下，对蒋介石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这个日子比较好记，1936年，双“十二”。这是一个被永远记载的日子。它凝聚这样的字句，“无条件一致对外”。

　　“西安事变”是中国黑暗时代的一道闪电，张杨二人以自己的生命化作短暂的光芒，昭示了做中国人的原则——外御其侮，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上层的衣冠禽兽们的丑恶嘴脸，看到这些当时的精英们面对中国的亡国灾难，依然热衷于内战的可耻行径，蒋介石又不是没有调集过30万大军“围剿”毛泽东，他过去就没有赢过，将来也不会赢，为什么会有人认为他这时候就能赢呢？全中国的红军都集中到了陕北，此时红军人数并不比江西三次“围剿”的时候少，而且全是百战之余的精英。可蒋介石一门心思，就是要灭了红军，他对和日本人开战不感兴趣。他认为敌人就是这些要给中国带来进步的同胞。这样的人物被有的人视作楷模，实在是不知其所以。

　　那些认为“西安事变”救了共产党的人们，是太过于短视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红军是不可能消灭的。十年内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西安事变”的意义又绝对不是这么一点，要这样看实在是对不起张杨二位的牺牲了，它是中国全社会的力量的一个临界爆发点。全中国人必须一致地对外抗日御敌，否则蒋介石就没有资格再充当领袖，他的灭亡将会更快些。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安事变”也救了蒋介石代表的财团，虽然他在和共产党谈判中丢了一些主动权。

　　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这么大的事情，由两个人干已经是玩火了，再商量着办，事不密则失其身，所以事情办完了，抓到蒋介石了，张学良立刻致电毛泽东、周恩来，邀中共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突发事件彰显毛泽东应急能力，他立即调动军队，出手相助，表明自己的立场，给张、杨明确的支持。同时派周恩来赶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