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先天下忧后天下乐(2)

　　但如何对付西夏，范仲淹与韩琦、夏竦在战略方针上出现了分歧。韩琦主张向西夏进攻，他认为元昊据数州之地，精兵不过数万，而宋兵有20万重兵，如只守御，则士气日丧，财力虚耗，所以认为应迅速进兵，速战速决。范仲淹则主张防守，他认为，沿边守备积弱，而关中守备更空虚，如启动大军深入沙漠，粮草车乘行进困难，而敌骑轻捷，前后夹击，则无功反有患；一旦元昊乘势深入，进入关中，东阻潼关，再隔断四川的贡赋，则天下都不得安宁。因而他提出严守边境，寇至则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同时充实关中，使敌不敢深入；再以前路大军修整攻取之武备，张其声势，牵制贼势。二三年间，元昊被拖垮，然后待其众心离叛，寻隙讨伐。韩琦和范仲淹对攻守的主张截然相反，而夏竦虽也主张以防守为主，但又主张听命于朝廷。在朝廷，宰相吕夷简主张向西夏进攻，多数大臣附和其意见，宋仁宗也认为防守需时年长日久，屯兵运粮，耗费太大，会给国家财政造成困难，因而决定采用进功之策，令韩、范于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正月出兵。但范仲淹据理力争，他上疏仁宗，说正月起兵，正是风雪交加大寒之时，以大量军马粮草进入山川险阻之地，易为西夏军所乘，如宋重兵有失，就不仅仅是边患问题了。

　　庆历元年二月，韩琦按朝廷命令，派大将任福率军18000人绕到夏军背后，伏击其归路。结果，任福受元昊佯败引诱，深入敌后，行至门盘山下的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中了元昊的埋伏，虽奋力冲杀，但仍惨败，任福及许多将领阵亡，军士战死者达10300余人，陕西为之震动。好水川之败，证明进攻的战略是错误的。自此宋朝廷统一认识，开始实施范仲淹的防守之策。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十月，宋朝廷任命范仲淹为环庆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掌该路军事，以韩琦等分掌秦凤路、泾原、谎勇肪事，并给予他们“便宜从事”的权力。

　　范仲淹主掌军事后，表现出了优秀的军事才能。为了加强西北的防御力量，他采取了不少有力的措施：首先，他修复城寨堡垒，建立巩固的军事据点，打通了延州与庆州之间的道路，扼制了西夏的要害部位；其次，他选择将校，训练士兵，传授兵法，提高将士的军事素质，并革除北宋旧的作战方式，在战术上强调机动灵活，根据夏军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对策；其三，置屯田，保证粮食供应，节省从内地远程运送粮食物资的人力财力消耗。另外，他还争取当地的羌族部落，加强招抚羌属的工作，以削弱和孤立西夏。由于范仲淹在西北推行了正确方针和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并和韩琦团结一致，因而边防巩固，元昊不敢侵犯，扭转了战争形势。西北边境流传着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范仲淹与韩琦名声大振，史称：他们“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宋夏经过几年的对峙，元昊终于提出与宋议和，取消帝号。

　　庆历革新壮志难酬由于范仲淹和韩琦防御西夏的成功，仁宗于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四月升任二人为枢密副使。同年八月，仁宗又下诏拜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升其为副相。

　　范仲淹奉调回朝，面对的是弊端丛生的北宋内政。宋开国之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以后征召官吏甚广，恩荫官职甚滥，官僚机构冗员现象十分严重，到仁宗时，官员已达2万余人。

　　宋之“磨勘制”，使官员按资格年限升级，不求进取，庸碌无为，官员素质低下。因冗员多，许多官员差遣职事的机会少，闲居的时候多，为了谋取差事，官员们不择手段，官场腐化之风盛行。同时，为了就付辽、夏的侵扰，宋朝兵员也大增，由真宗时的91万猛增到126万人。由于宋朝对武将严密防范，将不专兵，因而军纪松弛，号令不明，缺乏训练，战斗力极弱。冗员、冗兵，又使宋朝财政开支巨大。北宋的官员，尤其是高官，享受着优厚的薪俸。

　　两府大臣宰相和枢密使每月的俸钱，足够买百余亩上等田。养兵开支更是惊人，每年军费开支占全部财政收入的5／6左右。除了冗官、冗兵的费用外，还有皇室大兴土木的费用。宋仁宗荒淫无度，后宫数千人，宫廷赏赐动以万计。宋朝庆历年间，财政亏空越来越大，有时竟达300万缗以上，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积贫局面。而宰相吕夷简又在朝中独揽大权，竭力迎合宋仁宗天下大治的太平心理，极意粉饰，一味奉承，使宋朝廷陷入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之中，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和兵变时有发生，内忧外患连年爆发。

　　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已有一些人对社会危机深怀忧虑，开始批评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改革弊政的主张。在要求改革的官员中，核心人物便是范仲淹。在危机面前，宋仁宗也感到形势严峻，“欲更天下弊事”，想摆脱困境。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三月，宋仁宗罢去了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重用范仲淹，并把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安排到重要岗位。

　　主张革新的势力在朝廷中占据了优势。庆历三年九月，宋仁宗一再手诏敦促范仲淹、富弼等人提出改革的具体主张。范仲淹便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宋朝建国80年来，“纲纪法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盗寇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

　　他具体提出了十条革新主张，即：明黜陟，按政绩选拔官员，摒弃尸位素餐之徒；抑侥幸，严格限制官僚子弟的恩荫特权，堵塞冗员之乱阶；精贡举，选取有经世之才者补充官僚队伍；择官长，精选地方官员；均公田，督责官吏廉洁为政；厚农桑，兴修水利；修武备，京畿卫士每年三季务农，一季教战；减徭役；减少建置，裁并一些户口少的州县；重恩信；重命令等等。

　　范仲淹的建议，大部分为宋仁宗所采纳。从庆历三年十月到次年上半年，宋朝根据范仲淹的革弊主张，陆续发布诏令，对内外官员的考绩升迁办法重新作了规定，对大臣请求子弟亲戚任馆阁清要职事和转官升降等都加以限制，对各级官员恩荫子弟的人数和职位也都作了严格限制，要求各路地方官注意兴修水利，尽量合并人口较少的县份，以减少县吏的人数。这就是所谓的“庆历新政”。

　　实行庆历新政其目的在于巩固宋王朝的统治，缓和社会矛盾，但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又触犯了那些既得利益者。因此，一些权贵官僚串通一气，散布谎言，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以奢靡、阴险闻名的大官僚夏竦甚至让女仆假造拥护新政官员石介的笔记，写了一件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诬称是石介代富弼起草的，并广为散布，企图置他们于死地。仁宗虽不确信，但富弼和范仲淹感到了继续在朝任职的危险，要求仁宗派他们去河北、陕西去主持军务。他们一离开朝廷，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更加猛烈。宋仁宗也在流言蜚语的影响下，丧失了迫切改革的心情。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仁宗罢范仲淹参知政事，出其为知怪菁嫔挛魉穆钒哺使。同年十一月，又罢安抚使，改知邓州（治今河南邓州）。富弼也被贬知郓州，韩琦、欧阳修等支持新政官员也先后被贬出朝廷。实行了一年多的新政也宣布作废。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壮志未酬，但他作为一个有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操的政治家，他的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态度并没有因个人所受的多次挫折而收敛起来。相反，他更加增添了忧患意识。

　　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九月，范仲淹在邓州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表述了自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国忧民情思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把个人荣辱置之度外的气概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哲学。但是，他自此被排斥在朝廷之外，一直到死，再也没有机会来实现自己的的抱负。

　　皇趟哪辏ü元1052年）正月，范仲淹徙知颍州，在赴任途中病死于徐州，终年64岁，谥曰“文正”。他的去世，引起了社会人士的广泛哀痛，甚至羌族也聚众举哀痛哭，斋戒三天。

　　他当年主持修建的黄海海堤被当地人民命名为“范公堤”，以纪念他的功德。不少地方为范仲淹建立祠堂祭祀。一个真正忧国忧民的政治家，必然会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作者点评】

　　范仲淹是一位有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操的政治家，他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家利益为重，忧国忧民。而他自己居官清廉，不贪富贵，“身甘一枝巢”、“富贵非我望”，在个人政治前途屡受挫折的情况下，他愈挫愈奋，矢志不渝，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壮之言，体现了他的宽大胸怀。他的这句千古名句，激人奋进，冶人情操，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范仲淹诗文卓绝，他把自己的襟怀、抱负很自然地溶进他的艺术创作之中，使他的创作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开阔的风格，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着很高的地位。毛泽东对范仲淹的词非常欣赏，他“睡不着，哼范词”，写下了对词派的见解和评价。从毛泽东的批语，我们便可看出他对范仲淹的热情关注。（徐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