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对日抗战(1)

　　“七·七事变”

　　经过1933年以来的《塘沾协定》、《何梅协议》、《秦土协定》，北平、天津地区，已成为日寇的势力范围。自山海关到}台，铁路沿线均有日军驻扎；平东通县，已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纯系日本傀儡；平北是热河、察北，驻有日、伪重兵；西北面为李守信、王英伪军；只有卢沟桥仍为中国军队宋哲元部把守。如果日军再侵占卢沟桥，则北平尽入日寇之手。

　　日本方面，在天皇裕仁操纵下，表面声称采取“不扩大方针”，而实则步步紧逼。先订《塘沽协定》侵占平北、平东；再订《何梅协议》控制平津。就此仍不罢休，又制造借口，进攻卢沟桥，于是爆发“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侵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于夜间在卢沟桥北举行军事演习。借口一士兵擅自离队便解未归，诬称该士兵失踪，藏在宛平城内，要进城搜捕。中国驻军吉星文部奉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之命，圣守宛平，拒绝日军入内，双方开始紧急交涉。但日军肆意挑起事端，毫无诚意，于8日晨4时50分，对卢沟桥发动全面进攻，打响了攻城第一枪。仅8日一天内，日军就攻城三次，均未得逞，“七·七”卢沟桥抗战从此开始。

　　卢沟桥日寇侵华事件发生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于7月8日得到北平市长秦得纯的报告。接报后，蒋对是否立即进行全面抗日，仍未下定决心。他于当天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又言：“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当时，连天皇裕仁葫芦里装的什么药，蒋还未搞清楚，又如何谈下定抗日决心，难怪他在日记中自问自疑。但他也感到应准备在日方扩大事态时，与之抗争，不可麻痹大意。所以立即电告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这天蒋介石经过一晚的考虑和思想斗争后，于次日（9日）下定了准备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并立即召何应钦自四川返回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准备应战。同时又电令宋哲元严阵以待：“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又派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北上河北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作战。

　　除此之外，蒋又于10日采取三项紧急措施：

　　（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一百个师；预备军为八十个师，7月底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

　　（二）将供六个月用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一百万人，军马五十万头和六个月的军粮。

　　日军方面，则于此时急向宋哲元进行要挟。宋军妥协，派张自忠和日方代表松井太郎谈判。于11日下午达成屈辱和约：同意向日方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宛平城和龙王庄不驻中国军队；彻底取缔抗日团体等。

　　此约未呈蒋氏核准，只是宋哲元主动对日妥协。故蒋对此屈辱和约不予批准，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日本政府则于同一天，在东京举行五相会议，由近卫首相主持，外相、陆相、海相、大藏相出席。会议中决定以日本本土三个师团、朝鲜一个师团、“满洲”两个旅团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援军。当日傍晚，日本政府又玩弄贼喊捉贼伎俩，说他们并无侵略意图，而是中国军队抗日，导致事件发生：“此次事件，完全出于支那方面计划性的武力抗日行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先开枪挑衅，却不许中国军队在自己领土上进行抵抗。如果中国军队反对其挑衅和侵略，以武力抵抗，就是中国“挑”起事端，于是日本政府“因此，……下重大决心，……对支那出兵”。这就是日本天皇和军国主义分子的逻辑。

　　第二天（7月12日），日本政府任香月清司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同时制定了侵华作战计划。事态发展到此，蒋已感到必须急谋对策。他于当日日记中写道：“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日本外务省亦声明：“今后军人对军人交涉”，不关外交当局之事。

　　蒋介石这时已经完全认识到，日本必无满足之时，又于13日对宋哲元发电告诫，表示准备抗战决心，指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自9日至13日，蒋介石已经下定抗战的决心。

　　但宋哲元并不理会蒋的告诫和准备抗日的决心，仍是抱着局部解决的幻想。当香月清司到中国后，于14日派参谋向宋哲元提出了七项苛刻的、完全控制华北的条件，最主要的是撤退中国军队，撤走中央机关，取缔“排日”活动。而宋居然派张自忠于19日签署了该协定及其七项条款，并报请中央批准。

　　蒋介石当然不予批准，自16日开始，多次电示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18日的电文如下：

　　“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约，乃于签字后8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二卷，第1064页）

　　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就此迅速坚定起来，其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者要灭亡全中国，而不仅仅是东三省和华北，如果再不抗战，就要亡国；南京就要成为东北和华北；蒋家王朝就要倒台或当日本的傀儡，对此，蒋无论从个人或民族观念考虑，均无法接受。就蒋本人来说，他从来不愿受人管束，况且他现在已为一国至尊，要他对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称臣纳贡，他如何能接受呢？！加之他对中华民族古老文化和丰富渊深典籍的顶礼膜拜与坚深信仰，使其更具有东方文化中心的优越感；在蒋看来，泱泱文化古国，焉能臣服倭寇！他曾对斯诺说：“我国固然魁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

　　因此，蒋介石在17日于庐山谈话时，再次表示了准备坚决抗日的决心他说：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最后他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些话是蒋的肺腑之言，也是他最为关注的他的统治和国家存亡的根本大计。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他经过多年的徘徊和委曲求全的犹豫痛苦后，在最后关头放弃幻想，毅然抗战，则于民族大义上，尚是凛凛一躯。

　　促使其下定最后抗战决心的原因，还有对西方反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力量的寄望。他认为美国和英国等，都会参加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蒋虽已表示准备抗战决心，但终因他思考问题的轴心是自身统治的利害得失，还抱有说服日本和平解决争端的幻想，对于全面抗战的实行，仍有些惧怕心理。于是在17日谈话中，蒋仍呼吁日本能给予和平解决的希望。

　　“卢沟桥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和平解决。”

　　当然，他的和平解决，并不是宋哲元丧失领土、主权，把平津让给日本人的和平，而是不失去对华北的主权与和平。如果连这点也达不到，那即是“最后关头”的到来。所以他一面准备坚决抗战，一面仍不放弃哪怕是最后一秒钟的和平呼吁。在17日的谈话中，又提出四条最低交涉条件。主要是：

　　“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第二十七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有任何的约束。”

　　接着蒋又指出“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到‘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蒋最后表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如果日本政府不考虑以上四项要求，他就。只有抗战一途。

　　但对于抗战，他仍是唱的低调。他说：“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方法。……”

　　17日，日本政府却向中国外交部送交一份照会，公然指责中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土上调兵遣将，形成对日本的挑衅。不惟如此，进而更要中央政府“对于华北地方当局解决条件之实行，勿予妨碍。”俨然以宗主国自居。

　　事已至此，蒋无法再抱任何幻想，遂命将此照会由外交部驳回。同时，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到军政部见何应钦，又对何公然进行威逼，说什么中国派军进驻保定、石家庄，日本政府不能漠视；如果中国军队不从这些地区撤走，必然引起中日全面军事冲突。并说此乃日本政府对中国表示的最后友谊，并非威胁。

　　对于日方的要求，何应钦立即予以驳回，他说：“中国军队之移动，全系出于自卫。……事态扩大与否，在日方，不在中国。”日本武官扬言：“日本对此非常时局，已有重大决议”，不打自招地道出其侵华野心。

　　7月19日蒋介石再次于日记中表示了抗战的决心：“书告既发，祗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余想矣。”至此，蒋最后下定了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

　　主意既定，蒋遂于当日对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表示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与中共共同抗战。

　　第二天，即7月20日，蒋介石立即自庐山回到南京，召集军政人员开会，商讨对策。

　　日本驻华使馆参赞也于同一天到我国外交部找王宠惠外长，反复要求南京中央政府承认华北的一切协定和立即停止“反日”行动以及中止中央军北上。王外长对此予以拒绝。

　　但宋哲元却对中央表示动摇，有意不经中央批准，于19日擅自承认七项条件，并主动撤除北平城防。

　　蒋见此情况，于7月22日电宋哲元，对其拆除北平防御工事，予以批评，指示其“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同时要将对日协议经过迅速报告。

　　接着蒋又派参谋次长熊斌到北平。宋哲元也借故看部下，取得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的同意，由天津到北平见熊。宋见熊后，已得知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但他仍未认真考虑抗战问题。

　　这时，日政府一方面公开宣称不扩大事态，一方面调遣八个师团，约十六万人由山海关侵入华北。至26日零时，日军突然对宋哲元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刘振三旅开火。刘部被迫应战，至上午10时，刘部撤退，廊房失守。日军又进一步提出完全占领北平的蛮横无理要求。

　　时局至此，已危机四伏，而宋哲元却仍无认真备战，更未对日军出击，甚至连作梦也未想到日军马上就要全面进攻北平；困此还在准备限期撤军。

　　日寇驻丰台军队一部，又于26日傍晚，伪称使馆人员，骗闯入广安门，被二十九军刘汝珍团击退。

　　这一天，蒋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感想。他认为，廊房、广安门之战，证明日军要消灭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战争已不可免，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希望，已完全没有了。这时，蒋才最后放弃了和平希望。

　　当二十九军还未准备好应战姿态时，日军就于27日午前，突然进攻通州中国守军，晨5时，在十八架飞机配合下，以骑兵突袭团河中国驻军。二十九军该地驻军牺牲千余官兵。当日午后，日军又袭击高丽营、昌平、汤山、沙河等地。至28日拂晓，香月清司率日军铃木混成旅团、河边旅团和机械化旅团，自北苑、西苑、南苑一齐对北平城发起总攻击。二十九军措手不及，损失惨重，伤亡五千余人。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于南苑壮烈殉国。

　　宋哲元立即于同日午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奉蒋命放弃北平，退守保定；留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北平市长之职。30日，宋又放弃天津。

　　蒋介石于29日就放弃平津的计划，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明平津之役不过是战争的开端，不是结局，号召全国以一致决心，共赴国难。31日，又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在此书中，他谴责日本人逼他订立城下之盟，他无有选择，必须奋起抗战！最后他号召大家“只有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逐万恶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这时，蒋介石对日本天皇和政府，已恨之入骨。

　　“全面抗战”开始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陆相杉山元上奏天皇时，声言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狂妄不可一世。但蒋介石并不相信此狂言，于1937年7月31日，开始部署全面军事抗战，急速调军作战和编组全国军队，成立大本营。

　　蒋首先命平地泉之汤恩伯第十三军。移驻张家口。继令该军八十九师于居庸关南下南口，向北平推进，孙连仲二十七师向北平西南窦店挺进，然后由南转北。8月11日，空军完成对日作战准备。

　　日本侵驻上海的海军，也同时在上海制造事端，进行挑衅，要求中国从上海撤出保安部队。上海市长俞鸿钧奉蒋命予以拒绝。8月11日，蒋调张治中率八十七、八十八师进驻上海近郊，准备对日作战。

　　这时蒋于华北的部署乃是虚张声势，而在上海的部署，则是要与日寇进行一次决战。蒋所以选在此处决战，是因为日本军队如果沿平汉线南下占领武汉，控制中国的中枢地区。则留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中国主力军，只有背海作战，使东南人力和物力尽落日军之手。这对中国极为不利。为此，便以精锐之师对上海日军主力猛攻，诱使日本大本营将其主力或精华投入上海地区，使日军形成沿长江西上仰攻的态势，而中国则从容撤退军队和搬迁资财，以空间换时间，进行持久作战，打破日军速决战的侵华计划，等待国际局势的有利变化。同时也有以上海战事危及各国租界，从而促进英、美等国加速干涉的意思。

　　日本大本营果然按蒋氏计划行事，将主力军投入上海，而使华北战事处于次要地位。

　　日军于8月13日上午9时15分，开始进攻横滨路、宝兴路地段；下午4时许，再进攻八字桥、通天庵、宝山地区，“八·一三”抗战全面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