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对日抗战(3)

　　蒋接此案后，认为条件太苛刻，决无接受余地，于是坚决予以拒绝。同时反而为此苛刻条款而感到心静了，因为它使求和派再无话可说。蒋决意继续坚持抗战，遂于12月27日召开国防最高会议，重表抗战决心，并在日记中记之：

　　“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除抗战外无生存。”

　　次日，召集汪精卫、孔祥熙、张群等在武汉寓所开会，议决今后对日本所提条件一概不理。

　　又于29日对于右任谈话，说日本所提的四条，“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并应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蒋总统传》二，第285页。）

　　1938年1月1日元旦团拜，蒋发表坚决抗战的谈话，他对大家说：“抱定坚忍不拔之志，以打破日寇威胁利诱之政略。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虽目前国际形势变化无望，我们务须一本原定方针，忍痛奋斗到底。凡事若不半途而废，则到最后，必能有志竞成，故不患国际形势不发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决心。”（《蒋总统传》二，第285页。）

　　又自谓：“吾今于此战事紧张，天崩地坼之时，从容谋处，细心计划，亦自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中华民国必可由自身而复兴也。”（《秘录》，十一，第100页。）

　　当天蒋记下自强不息的日记，记云：“国际正各自扩张军备，而一面则竟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作依赖任何一国之幻想，务必力图自存自立。”（《秘录》，十一，第100页。）

　　到此，蒋的抗战决心再次坚定起来，并于1938年1月，蒋提出“寓军于政，寓将于学，寓兵于民，如此，必能持久战”的建军方针。

　　日寇速决战失败

　　日本政府见蒋介石如此强硬，便于1938年1月9日，由驻华大使川越茂在上海发表不承认国民政府的谈话。又通过陶德曼询问中国态度，说明如不答应日方条件，日本可能会对中国宣战，并消灭国民政府，而承认北平汉奸政权。至12日，日本外务次官要陶德曼促中国于15日前答复四条件，否则，日本政府将“自由行动”。中国外长王宠惠于15日下午4时许答称中国政府对四条件内容不甚清楚，希望知道这些内容。日政府得此答复后，认为是中国政府最后拒绝，于15日结束谈判，改变逼蒋投降策略，开始对中国展开大规模侵略战争。

　　蒋介石早已作好准备。于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如下的感想：

　　“此一星期中，敌人以宣战、否认国民政府与继续军事行动等威胁逼迫，无所不至，可云极矣！以余视之，不值一笑。无论其出于何种举动，皆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及最后胜利之信心。

　　“彼求和不得，进退维谷之丑态，日益毕露矣。盍不早日觉悟，明言撤兵之为得也。

　　“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

　　蒋此时心境很清明，意志极坚决，连天皇他也不放在眼中。蒋的评语是完全正确的。他已预见到日本失败的结局必然到来。至于其抗战决心，则益加坚定起来了，

　　1月16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亦即近卫内阁第一次声明。

　　蒋遂将日本声明昭告世界，命外交部发布强硬声明，回答日本政府。声明强烈谴责了日本的侵略丑行。声明云：

　　“日本不顾一切，调遣大批陆海空军，攻击中国领土，屠杀中国人民，中国迫不得已起而自卫，抵抗侵略，抵抗暴力。数月以来，中国未有一兵一卒侵入日本领土之内。……

　　中国和平之愿望，虽始终未变，……然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任何在日军占领区域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攒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蒋遂于1月20日（1938年）召回驻口大使许世英。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也于28日返日，从此，开始中日两国完全断交。此次断交，当然是日本政府首先关门。当时近卫内阁和军方均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仍可以以武力迅速征服之。这当然只是日本军侵略者一厢情愿。

　　不惟如此，日政府更进一步于1月24日向全世界宣布蛮不讲理的四项声明：

　　“一，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二，日本为阻止外国军事援华，仍可对华宣战。三，日本对华之新政权，居于监护人之地位。四，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解”。（《秘录》，十一，第108页）

　　日本第一阶段的速决战战略完全失败了。几个星期的任务，五个月时间尚未完成。至1938年1月，对华共派用了二十六个师团，打破了原来使用十五个师团的计划。

　　此时蒋介石对未来的战争，也已有了一个基本的估计，认为日本不会有更大的军事增援，对持久战充满了信心。于2月5日发表讲话，指出日寇侵华必败，对全世界再表抗战决心。

　　蒋于同年（1938年），2月1日，又委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毛泽东也表示“对领导抗日的国民政府绝对拥护”。国共合作也进一步发展了。当然蒋也从未忘掉“防范共产党及其军队，不许中共在国统区合法存在与发展。”

　　台儿庄大捷

　　日寇自1937年11月以来，攻陷了上海、太原、济南、杭州、南京以后，便从北、东、南三面向中国腹地进犯。南京方面有日军十四个师团；华北有十个师团；山西一个师团。共三十四万人。1938年2月18日，日寇将“华中方面军”和“上海派遣军”合编为“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为畑俊六大将。

　　自南京失陷后，蒋立即部署徐州防卫战，并暂驻武昌，指挥作战，以阻滞日军前进，为武汉防卫部署争取时间。

　　1937年12月24日韩复榘放弃济南。日寇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于27日侵占济南。31日又侵占泰安。1938年1月5日，继占兖州、济宁。其赖谷支队改向邹县进犯。由于韩复榘没报告李宗仁，放弃济南，擅自撤向鲁西南，避免对日军作战，使津浦路门户洞开，徐州告急。1938年1月坂垣师团侵占青岛，进逼临沂，2月，日寇第十三师团攻陷蚌埠。至3月，又陷我广德，沿津浦线北犯。徐州形势危殆，会战迫在眉睫。

　　蒋介石在此紧急关头，于1938年1月11日，在河南省归德举行高级军事会议，有师长以上军人八十余人参加。蒋先训话，鼓励部下们奋勇作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然后话锋一转，指出有人不听命令，擅自放弃阵地，但未指韩复榘之名。韩却站起来，质问南京失守准负其责？蒋答言自有人负责。继由李宗仁和程潜报告战况。然后蒋宣布散会，在散会时，由刘峙宣布，要韩稍留，随即将韩复榘逮捕，当日押到汉口。

　　当日下午蒋又在小型会议上宣布要对韩复榘严办！程潜、白崇禧、李宗仁均对韩素无好感，表示没有异议。冯玉祥因为韩于1929年叛投蒋介石（见前章）伤透了他的心，也不字讲情。加之韩与刘湘密谋据守四川、汉中地区，自成一系，就更是死罪难免。1月24日蒋下令将韩处决，以肃军纪。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蒋决定实行战区军政合一制，各战区长官均兼本省政府主席。因李宗仁有不同意见，未兼任省主席。

　　3月5日，李宗仁获悉日军放弃由南北夹击，直接打通津浦路计划，欲由鲁南和济宁合攻徐州。

　　蒋介石和李宗仁即对矶谷、板垣师团进行围攻部署：

　　以韩德勤第二十四集团军于高邮、宝应地区阻止由扬州北犯之敌，掩护运河交通路线；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于学忠五十一军防备淮河沿线敌人；汤恩伯二十军团驻归德、亳县地区，作为后备；徐州以北为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守滕县，阻矶谷师团南犯。五十九军驻滕县以南，庞炳勋驻防临沂，阻止板垣师团南进与矶谷会师。

　　当时统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持久防守；另一种主张打运动战，各个击破冒进之敌。蒋介石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并令第一厅长刘斐赴第五战区李宗仁长官部，协助李指挥作战。

　　这时，板垣师团被阻于临沂；南方第十三师团被阻于淮河地区，无法策应徐州。矶谷廉介便孤军深入，欲取“头功”。蒋和李宗仁便对准矶谷师团，部署围歼态势。

　　6日，李宗仁又以张自忠五十九军增援临沂庞炳勋部，力阻日军板垣师团前进。

　　至18日张自忠和庞炳勋两部将坂垣师团击破，迫其退回茸县，使板垣师团不得与矶谷师团会师台儿庄。

　　矶谷师团于3月9日沿津浦线冒进南侵，16日兵临滕县；另一部进犯枣庄，与汤恩伯增援部队八十五军遭遇。

　　同时蒋又命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增援第五战区。李宗仁深知西北军善于坚守，遂命孙军于台儿庄防守正面之敌。3月20日，滕县失守，师长王铭章殉国。23日日军赖谷支队进攻台儿庄，被歼三千余人。27日，矶谷师团合力猛攻台儿庄，于庄寨中展开肉博战，战斗至为惨烈。这时，李宗仁严命汤恩伯军自枣庄地区南下击敌侧背。至4月4日午夜，汤军才到达台儿庄北面。台儿庄已三分之二为敌所据。

　　李宗仁以为汤军早于4日中午到达，便强命孙连仲于当日夜半组织敢死队数百人冲入敌阵，向敌砍杀。敌因始料不及，仓惶应战，溃不成军，孙又夺回台儿庄四分之三土地，是为一大奇迹。此时，汤军团尚未参战。4月5日黎明，汤军团才攻敌之背。战至4月6日晚，矶谷师团两万余人被歼，摧毁坦克车三十余辆。

　　这是我国抗战以来最大的胜仗，也是日寇第一次大惨败。

　　战役结束后，日军欲于徐州进行大会战，打通津浦线，亦借以报复。蒋和李宗仁均主张于徐州打阵地战，后仍采纳刘斐意见，以运动战各个击破敌人。但日军已迅速从四面向徐州合围，即使打运动战也不可能了。六十万人的军队，便只好于5月15日突围撤退。5月下旬，李宗仁部退至阜阳。待5月19日日军进入徐州时，徐州已成空城。此次不战而弃徐州，虽保存了几十万大军实力，但也未能重创敌人。

　　武汉防卫战

　　徐州失陷后，敌可沿陇海路西进，包围武汉一与华北日军会师。蒋介石便仓促决定于河南1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阻徐州之敌西犯。6月9日，用两门大炮将花园口轰开，一时洪水肆虐，黄河两岸，顿成千里泽国，数十万贫民百姓流离失所。对此，蒋不敢承担责任，便宣传是日军飞机所为，并于6月16日电示程潜，将此事安在日寇头上。但实际上，此次人为的水灾，并未在战略上奏效，四个月后，武汉即告失陷，故花园决口，实为蒋的一大错误和罪责。

　　徐州弃守前，蒋即开始研究武汉防卫计划。此次防卫计划口号即“确保武汉”，如确保无望时，则再向重庆退却，以重点防御阻滞敌人攻势。9月16日，《武汉会战计划》定稿。

　　蒋给第九战区的任务，先是策应武汉核心作战，然后再协助第五战区歼敌于湖北沼泽地区。第五战区任务为阻徐州之敌西进，确保长江北岸要点，屏障武汉。武汉卫戍部队三个师防守武汉。武汉防卫战是一个阵地战和守备战中寓有运动战的军事部署，比以前上海南京保卫战有了进步。但实际上，未能主动出击敌后，或各个击破敌人。

　　6月15日，日本天皇决定于秋初侵占汉口。6月下旬，日军侵占九江后，即沿长江两岸西攻武汉。10月中旬日军逼近武汉，形成对武汉的三面包围态势。

　　10月21日，广州失守。

　　蒋眼见武汉难守，为保存实力，于10月25日放弃汉口，26、27日放弃汉阳、武昌。此前，蒋偕夫人宋美龄自武汉飞往湖南衡阳之北的南岳，因飞机迷失方向，又转回汉口。次日晨再换乘飞机，始抵南岳。撤退前，蒋令将武汉战备设施破坏，以免资敌。

　　此次会战中，中国军队有六十余万人参加。敌方损失十万人以上，我方损失约十四万人。苏联援华空军也参加了战斗，库里森科大队长阵亡。

　　中国第一期抗战结束。

　　武汉撤守，反映了蒋战略思想的变化，蒋介石从大拚消耗转向有意保存实力。主动放弃了武汉，不像上海、南京那样仓促。他在10月26日日记中写道：

　　“观察敌势，在直线溯江而上，仅占要塞、据点，而不作野战，以期先占武汉，为惟一目的。余对防守武汉，决不作无谓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兵力，待机应用，以做最后胜利之基础。”

　　武汉弃守后，蒋于10月31日，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重点说明他的战略思想是迟滞敌人以空间换时间，运输东南物资至西北、西南，以建设后方根据地，支持全线抗战。他说：

　　“……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

　　……吾同胞应知此次兵力之转换，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

　　胡适随即将此《书告》有关持久战部分译成英文交罗斯福看。罗斯福看后，于12月15日批准“桐油借款”两千万元。

　　蒋介石的持久战，是以西南、西北为根据地。这是他在北伐之前，就已经确立的西南、西北根据地理论。所以，他现在决定依据西南、西北而长久作战，以待国际局势的有利变化。

　　武汉弃守后，蒋又多了一项焦土抗战政策，即破坏长沙，11月12日蒋令侍从室主任林蔚打电话给爸主席张治中，要张火烧长沙，冯玉祥对此极不赞成，他问蒋，反攻时，我们自己住什么地方？蒋回答：“这也是很要紧的”，表示同意冯的意见。但长沙仍然被火焚烧。因事后民众反应强烈，蒋又找了执行者酆悌为为替罪羊枪毙了事。

　　日寇并未进一步侵战长沙，徒使长沙市民蒙受重大损失，省城化为一片焦土。

　　蒋于20日自长沙返南岳统帅部。25日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对第一期作战进行了总结，也提出了未来的作战计划，即第二期抗战设想。

　　他认为第一期抗战虽然丧失了很多土地，战役上失败了，但战略上则是胜利和成功的，做到了陷敌于不能自拔的地步。对第二期抗战，他提出转守为攻的设想，他说：

　　“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候。”

　　他的这一估计太乐观了，事实上直到1945年初他都未能进行反攻。

　　德、意拉拢蒋介石

　　1937年12月蒋退到武汉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意大利驻华大使齐亚诺一再找麦朝枢提出由他们调停中日双方共同结盟，以对付苏联和英、美。麦氏曾向蒋介石请示过。蒋表示可以商量。经过三个月秘密磋商，德意日三方达成一致意见：中国承认伪满，并参加德意日三国轴心协约，日本在中国无条件撤兵。蒋介石说：“这条件太好了，如果日本在中国无条件撤兵，关于承认伪满洲国的文件，我绝对可以签署。参加轴心同盟，这也合乎我的理想。我现在请你担任外交部长，迅速进行中日议和谈判。希望早日成功！”（麦朝枢：《关于蒋介石和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见闻》，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第53～55页。）

　　蒋对苏联、中共，不过是不得已而联合之，如果日本无条件撤兵，并与他结成联盟的话。他更欣赏德意法西斯制度。战前他就派人到德、意去考察法西斯制度，又请有德、意教官、顾问等。因而他一听这个条件，就欣然以出卖东三省而不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