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科学的思辨 (2)

　　其实，就拿华罗庚教授本人来说，他原来也只是一名初中毕业生。由于家境贫寒，不得不在初中毕业后帮助父亲料理小杂货店。不久，他生了伤寒病，落了个终身残疾——大腿骨弯曲了，成了一匹“跛马”！可是，他每天在料理店务之余，刻苦自学数学，从日行数里，而几十里，而几百里，终于在十九岁时写出第一篇数学论文，后来成了一位举世闻名的数学家。

　　看来，“千里马”确实并非天生，不论你本来是体质孱弱的“马”也罢，是半途失学的“马”也罢，甚至是身负残疾的“马”也罢，只要锲而不舍，长期努力，终会成为“千里马”，即使达不到日行千里，日行百里也不错。一息尚存，奔驰不已，这才是千里马的精神，也正是它区别于凡马之所在！

　　著名画家徐悲鸿，以擅长画马著称于世。他画的马，千姿百态，风格迥异。然而，给人印象最深，最能使人精神振奋的，还是那匹昂首疾驰的奔马！奔马，无时无刻不在前进。奔马，是进取精神、奋斗精神的象征。

　　莫做“卧槽马”！不要因为槽中有食、生活小康而卧槽不奔。

　　“春风得意马蹄疾”。愿我们在新长征中，永不停蹄！

　　文与理

　　写作背景

　　学文的要懂点理，学理的要懂点文。虽然文学家和科学家各有专业，但这绝不意味着文理分家。特别是中学阶段，是打基础的时候，应提倡文理并重，文理兼优。

　　大约因为大学里文理分科的缘故，使一些中学生考理科的重理轻文，考文科的重文轻理。于是，在1981年，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柳尚彭老师便来找我，出了个《不应当重理轻文》的题目，叫我做“命题作文”。他要我写这样的文章，显然因为我出自理科门第，却成为文家子弟。我遵命而写，被柳老师推荐发表于《语文教学》杂志1981年第四期，即《文与理》。

　　中学语文课本的编者选中此文，大抵不光因为它是一篇议论文，而且考虑到在中学生中有一定的针对性——把它安排在高二上学期的课本里，也正是由于那时的中学生开始考虑将来学文还是考理。

　　文与理，深沟高垒，割地而据，仿佛“老死不相往来”。考大学，文科与理科泾渭分明，连考试的科目也不相同。文联与科协，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文学家与科学家……仿佛隔着一道鸿沟。在原先的上海图书馆，甚至文科专业的借书证不能借数理化书籍，而理科专业的借书证

　　不许借文学小说。文是文，理是理，“水牛角，黄牛角，各归各”。

　　我既在文学界活动，向文学家们学习、请教，也在科学界活动，向科学家学习、请教。

　　有人笑称叶永烈为“两栖动物”，我很乐意接受。其实，这绰号本身，就是把科学名词文学化了！在文学界，我发觉，许多文学家原本是“科”家子弟。鲁迅和郭沫若是学医的，这人所共知。韩素音告诉我，她在成为作家之前，在马来西亚开设诊所，是地地道道的医生。夏衍在日本留学时，是明治专门学校电气班的科班生，学了4年，写出长达60页的毕业论文《关于绝缘漆》，后来却成了电影剧作家。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王阑西，有一次跟我闲谈时，说及他本是化学系毕业生，后来走的是文学之路。著名作家郑振铎、赵景深，本是学铁路管理和纺织的。散文作家谢大光告诉我，他本是学工的。小说家、剧作家中杰英对我说，他本是清华大学汽车专业毕业生。至于小说家鄂华，我们一见面格外亲切——他也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

　　由理转文的人很多，这充分说明文与理并非“绝缘”，并非不可逾越。最令人叹服的是丁西林、林徽因、郑大同三位，他们竟集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于一身。

　　丁西林既是剧作家，又是物理学家。他同时身兼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的职务。他在英国留学时，学的物理，却又喜欢戏剧。此后，他并不是由理转文，而是文理并进。他一边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发表许多物理学论文，同时又创作了《一只马蜂》《亲爱的丈夫》《等太太回来的时候》等许多剧本。

　　林徽因被人誉为“才女”，她兼建筑学家、作家于一身。20世纪20年代，她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毕业之后，又入耶鲁大学学习戏

　　剧舞台布景，有着双重专业。回国后，她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建筑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她曾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国旗和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她同时又在文学领域频频出击，发表了许多诗歌、散文、小说和话剧剧本。她是“新月派”诗人之一。她的小说《九十九度中》《吉公》，曾受到文学界推崇，是当之无愧的“才女”。

　　至于郑大同，则是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著名土力学家，他同时又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程派艺术研究小组召集人，是程派(程砚秋)京剧艺术的专家。

　　其实兼跨文理“两大陆”的人，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

　　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真正的“博士”。他既是哲学家、美学家、教育学家，又是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医学家。他既写了《政治学》《诗学》《伦理学》《形而上学》，也写了《物理学》。

　　中国东汉时期的张衡，文理皆通。他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创造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象(也叫“浑天仪”)和测定地震的地动仪，也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二京赋》《归田赋》《四愁诗》《同声歌》等。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巨匠达·芬奇，他的杰作《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他又是一位贡献颇多的科学家。达·芬奇在解剖学、地质学、生物学、生理学以及军事、水利、土木、机械工程等方面，都有建树。

　　我常常出席科学界的会议，有机会结交当代中国的著名科学家。我发觉，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就拿旧体诗词来说，不谙文学是写不出来的。我除了从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那里索得他们的大量诗词之

　　外，还收集了上百位科学家的诗词，他们之中，好多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最使我惊讶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久居海外，居然也能写一手地道的中国旧体诗！

　　我编选了《科学家诗词选》和《科学家诗词选续集》两本书。苏步青教授欣然为这两本书题词：“愿你文理兼优”。作家秦牧写了序言，指出：“‘重理轻文’或者‘重文轻理’的观念，在一部分青年中是相当流行的。这种观念，导致他们在学习上偏执一端，影响他们在本应打好学问基础的中学阶段未能辛勤掌握各方面的知识。另有一些青年，虽然在中学阶段也还注意各种知识的学习，但是一到上了大学或者进入社会，就一反常态，除了本专业知识外，对其他的学识都抛在一边，不闻不问了。这种学习上的偏颇状态使这部分人的知识结构存在严重的缺陷，那些最极端的，甚至能够当工程师，却不能写一篇通顺的文章；或者，另一些学文的，虽然可以写流畅的文字，但是却连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常识也没有，在作品中常闹笑话。这些人不知道，专业知识尽管重要，但是应用任何专业知识，却常常需要大量的综合知识作为手段。学习上的极端偏颇状态，就造成了这种知识上的畸形儿。……”

　　秦牧的话，使我想及两个知识上的“畸形儿”——一个重文轻理，一个重理轻文，虽说两人都是名家，但都闹出了笑话。

　　其中之一，是著名文学家林语堂。1941年，他从美国回来，在《中央周刊》六卷十八期上发表《科学与人生观》一文。文中说：“据加拿大科学家史梯芬说：电子围住原子转，犹如看戏法的人跟着变戏法的人转……”这里，林语堂连科学的最起码的概念都弄错了，因为电子只是绕着原子核转，绝不可能“围住原子转”，他把“原子核”跟“原子”混为一谈了，而这两者是普通中学生都懂得的基本概念，有着哲学博士学位、英语教授职称和作家头衔的林语堂居然不懂！还是那篇文章，林语堂还说，在“显微镜映照下”可以看见“电子构造如纽约大洋楼”，显然大错特错，把“电子显微镜”跟普通显微镜混为一谈，何况当时的电子显微镜还达不到看见“电子构造”的水平……

　　为此，1942年1月25日《新华日报》发表东方蒙的《林语堂有几星科学常识？》一文，辛辣地指出：“一个科学常识贫乏到这般地步的人，连科学上最普通的道理也转述错误到这么一塌糊涂！而他竟有胆量到处讲演，用支离破碎的语录体写作《科学与人生观》这样的大题目，大谈其科学的因果律破产了，物质消灭了，精神不能用科学研究。而且也竟有和他一样无知的杂志编辑替他发表出来！这真是妄人！妄人！妄人中的最妄者！再没有比这更可怪，更可悲的现象了！因为，这正是林语堂所最夸口的‘只求玄通不求精神的境界’的当场出彩啊。”

　　林语堂重文轻理，闹了一连串笑话。另一位名家与他相反，重理轻文，也落到“一塌糊涂”的地步。他叫列·达·朗道，是一位名气颇大的苏联物理学家，他因在液态氦的研究工作中成绩卓著，荣获1962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可是，他从小不喜欢文学，就连写封信都语句不通。他从事物理研究时，实验由他做，而论文往往要找人代写！后来，代写者要求与他共同署名，他才意识到，搞科学研究的人也要学会写作！

　　总之，学文的要懂点理，学理的要懂点文。虽然文学家和科学家各有专业，但这绝不意味着文理分家。特别是中学阶段，是打基础的时候，应提倡文理并重，文理兼优。何况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来看，一代文化巨人，都是兼通文理，如马克思、恩格斯、歌德、爱因斯坦、鲁迅、郭沫若等。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所说的“全部知识”，包括文与理。列宁把这作为“青年团的任务”，也可以说是对当代中学生提出的要求。

　　——分“界”、分“科”是需要的，但绝不是分“家”。科学与文学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科学与文学之间，似乎隔着一条鸿沟。人们总是把它们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界”——科学界与文学界。就连报考大学，也要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科”——理科和文科。

　　分“界”、分“科”是需要的，但绝不是分“家”。科学与文学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为庆贺电影“百花奖”所写的一首诗中指出：“文学与科学，犹如他与她。”这是非常生动而又贴切的比喻。

　　在古代，科学与文学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许多文学大师，同时又是科学巨匠。然而，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的分工越来越细，科学与文学逐渐分开，形成了“科学界”、“文学界”。如今，分工更细了，研究科学的人，一辈子只限于某一学科、某一专业以至某一专题。这样，“隔行如隔山”，常使人的视听囿于很小的天地，成为分工的奴隶。

　　对于正在走向成才的中学生来说，应当文理并重。即使是大学生，学理的应当懂点文，学文的应当懂点理，以求文理相通。只有懂理又懂文，成为全面发展之才，才会在事业上获得丰硕的成果。

　　1936年，鲁迅先生在给青年颜黎民的信中指出：“问我看什么书好，可使我有点为难……我的意思，是以为你们不要专门看文学，关于科学的 书(自然是写得有趣而容易懂的)以及游记之类，也应该看看的。”鲁迅的话，显然是对重文轻理的青年而说的。

　　在今天的青年中，重文轻理的当然有，重理轻文的却更多、更普遍。

　　我曾听说许多真实的笑话：

　　一位中学生在新年贺信中，祝“新年偷(愉)快”！

　　一位中学生在作文中，居然写“当我妈妈生我爸爸的时候……”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老师出了作文题目《我与爸爸比童年》，那位学生回家，请爸爸回忆童年。爸爸叹了一口气说：“当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家里很穷……”那位学生把“我”写成“我爸爸”，于是便出了“我妈妈生我爸爸”的笑话！

　　还有一位学生，给奶奶写信。第二天，这封信被邮递员送回了他手中。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他把寄信人地址写在信封的上方……产生这些笑话，并非偶然。这是当前青年学生中重理轻文倾向的一种反映。

　　为什么会重理轻文呢？其理由据说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曾问过许多中学生，长大了要干什么？十有七八回答：“长大了要当科学家！”他们似乎以为，只有那些长大了摇笔杆、当作家的人，才需要从小学好语文。

　　“长大了要当科学家”，这是一件大好事。如今，科学家已成为人们心中的崇高形象，当科学家已成为人们十分向往的目标。国家的发展确实需要科学家，需要大批科学事业的接班人。

　　不过，虽然许多中学生立志要当科学家，但是他们对科学家并不了解。在他们的心目中，科学家就等于数理化，学好数理化就能当科学家，这是一种无知的偏见！在过去，我也有这种偏见，以为科学家就是整天研究科学，与文学无缘。然而，当我采访了许多科学家之后，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