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科学的思辨 (3)

　　比如，当我访问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时，他跟我谈起了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乐章，谈起了舞剧《天鹅湖》和话剧《于无声处》……苏步青有很深的文学造诣，写过两百多首诗词。苏步青认为，中学生应该文理并重，学不偏废。他在中学时，就会背《昭明文选》《左传》《史记》《古文观止》。他说：“中文，是祖国的语言，一定要能熟练地驾驭它。搞科学的人一定要有文学修养。很难设想，有的人连写信都文理不通，怎么能准确、简练、明白地写出科学论文呢？”

　　当我访问另一位数学巨匠华罗庚教授时，发觉他也从小喜欢文学。华罗庚写过几百首诗词，还写过散文和许多通俗、生动的科普读物。华罗庚在19岁时，写出了数学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我查阅了这篇论文，虽然对它的科学内容不甚理解，然而论文层次清楚，语言简练，精辟地指出了苏家驹教授发表在《学艺》杂志7卷10号上的《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的错误。华罗庚在论文中，来了个“欲擒故纵”，先说如果苏教授的论文能够成立，“则于算学中亦可占一席地也”，然后指出苏的谬误，声明“安敢自秘，特公之于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当时，华罗庚只是一名初中毕业生。他如果不是从小打下很好的数学和语文的基础，是不可能写出如此独具见解又颇有文采的数学论文来的。正是这篇论文，引起了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注意……

　　我为了采写原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化学家傅鹰教授的事迹，走访过他的家属。他的儿子告诉我，傅先生在家最爱读的书是《古文观止》和鲁迅的杂文集。这些书他不知看过多少遍。傅先生也喜欢填词赋诗。他还喜欢研究历史，曾说过这样的话：“科学只能给我们知识，而历史却能给我们智能。”傅先生的化学著作中，把抽象的概念讲得形象、浅显、生动、明了。比如，他在《普通化学》一书中，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什么是化学：“一家大百货商店的窗子里陈列着一件很漂亮的旗袍，过往的人们全

　　要看它一眼。同是一件旗袍，但是对于观众所引起的感想却不一样。一个经济学家会想到服装变迁的沿革。一个化学家所注意的却是这件衣服的材料——丝、棉、人造丝、所用的是哪一种染料，会不会脱色等等。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化学家有一点与众不同，他所注意的全是一些与物质有关系的问题。由此可知，化学是一种研究物质的科学……”傅鹰如果没有很深的文学修养，是不可能把化学著作写得如此通俗生动的。

　　以上，只是从我采访的许多科学家中列举的三个例子。

　　也许有人会说，我长大了，不想当科学家，也不想当作家，语文差一点有什么关系？

　　这使我记起湖南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两家春》。剧中，一位中学毕业的饭店服务员，想对大画家表示尊敬，讲了一句文绉绉的话：“欢迎大骂光临！”弄得大画家莫名其妙。一打听，才知道“大骂”原来是“大驾”！至于电影《瞧这一家子》里的那位青年，开口“披荆斩刺(棘)”，闭口“如火如茶(荼)”，叫人笑痛肚皮！这说明，做任何工作，都要学好文学。至于重文轻理的青年，虽说是少数，但也还是有的。特别是那些立志当文学家的青年，对科学敬而远之。

　　重文轻理，也是应当克服的不良倾向。作为文学家，也应懂得一点科学。如果你读过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你会感到，作者对医学相当熟悉。作品中，像“严格地按照规定，刷手、刷腕、刷臂，一次三分钟”、“示波器的荧光屏上心动描图闪现着有规律的QRS波”、“不用眼底灯，不用裂隙镜”……这类描写，随处可见。不懂医学，怎能写得出来？文理相通。特别是对于青年学生，处于打基础的阶段，要提倡文理并重，全面发展。

　　为科学而献身

　　写作背景

　　《为科学而献身》是我写的第一篇科学杂文，发表于1978年4月18日《光明日报》的“东风”副刊。这篇科学杂文发表之后，被许多报刊所转载，并收入近十种语文课本，使我感受到广大读者对于科学杂文这一新品种的喜爱和认可。

　　1980年8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一本科学杂文集，书名便叫《为科学而献身》。

　　写作《为科学而献身》，是受了“科学的春天”的感染。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人们欢呼“科学的春天”来了。春光就在柳枝头。在嫩柳飘拂的日子里，我欣然命笔，开始创作科学杂文，而打头的这一篇就是《为科学而献身》。这篇科学杂文在《光明日报》发表之后，引起强烈反响，表明科学热潮正在中华大地汹涌澎湃。

　　从《为科学而献身》开始，我欲罢不能，写下了上百篇科学杂文。——人终究不免一死。“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科学奋斗终生的科学家们，当他们离开人世的时候，想到的不是个人，而是科学。

　　阿基米德是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力学家。当罗马军队突然闯进他的房间时，这位75岁高龄的科学巨匠正蹲在那里，研究着画在地上的几何图形。直到罗马士兵的宝剑碰到阿基米德的鼻尖，他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基米德毫无惧色，坦然地对罗马士兵说：“等一下杀我的头，再给我一会儿工夫，让我把这条几何定理证完。不能给后人留下一条没有证完的定理啊！”然而，残暴的罗马士兵不由分说，砍下了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头，阿基米德大叫一声“我还没做完”而离开人世。

　　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是为捍卫真理而死的。他临死前的遗言，曾使世界震惊！布鲁诺坚持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被教会用火活活烧死。布鲁诺面对熊熊烈火，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放弃，我没有可以放弃的事物。”俄罗斯科学家利赫曼教授是死在科学实验之中。1752年，利赫曼和罗蒙诺索夫一起，探索雷电的秘密。他们认为，打雷闪电很可能是天空中的一种放电现象，于是就在屋顶上竖起一根长长的铁杆，下面绑了一根铁尺，想把空中的电引下来，仔细研究。在一个雷鸣电闪、风雨交加的夜晚，利赫曼拿着铁尺，罗蒙诺索夫趴在屋顶，等待着把电引下来。这时空中猛一闪亮，利赫曼顿时触电死去。罗蒙诺索夫在给利赫曼念完悼词之后，又继续冒着生命危险，重新开始探索雷电秘密的试验。在罗蒙诺索夫看来，攻克科学堡垒就像打仗一样，总会有人牺牲，有人挂彩，只有勇往直前才能夺取胜利。

　　另一位著名的不怕死的科学家，要算是瑞典化学家诺贝尔了。诺贝尔研究的是炸药，他的研究工作仿佛是在“太岁头上动土”。稍不注意，“太岁”发怒——炸药爆炸，便会一命呜呼。有一次，炸药在实验室里猛然爆炸，炸死五个人，其中有诺贝尔的弟弟卢得卫，而他的父亲老诺贝尔也受了重伤。可是，诺贝尔却置生死不顾，依旧探索炸药之谜。他曾进行几百次的反复试验，最后一次炸药大爆炸，把他炸得鲜血淋漓，他却高兴地在浓烟中狂跳：“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法国物理学家彼埃尔·居里是在一次偶然的事故中，不幸被一辆马车轧死的。这沉重的打击，使居里夫人陷于深深的痛苦与孤寂之中。然而，居里夫人并没有被痛苦所压倒，而是以惊人的毅力一个人做着两个人的工作，继续向科学顶峰挺进，终于在1911年第一次荣获诺贝尔奖。居里夫人成年累月埋头在实验室里苦干，成天与镭、钍、铀之类放射性元素打交道。居里夫人最后死于恶性贫血，而这一病症是由于长期受放射性射线照射而造成的。居里夫人发现的放射性元素——镭，曾用来治疗癌症，治好了许多病人，她自己却死于镭的辐射！她的一生，确如蜡烛，照亮了别人，烧毁了自己！

　　爱因斯坦生前为现代科学的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而他去世前想些什么呢？他不想人们来称颂他，感谢他，留下的书面遗嘱是这样的：“免除公共集会、宗教仪式、花卉布置以及所有的典礼。”

　　诺贝尔出生入死，研究成功多种炸药，开办了十五家炸药工厂，成为巨富。他在临死的时候，又想些什么呢？他在遗嘱中要求瑞典政府把他的财产作为“诺贝尔奖金”的基金，以资鼓励更多的人向科学进军。

　　人们常说，要为科学而献身。以上几位科学家在离开人世时的闪光事迹，正是“为科学献身”的生动写照。

　　粗心·专心·事业心

　　写作背景

　　《粗心·专心·事业心》最初发表于1979年第6期《中国青年》。后

　　来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等师范学校语文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职工业余中等学校初中语文课本；四川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语文文选第一册。

　　这篇文章剖析了粗心、专心、事业心这“三心”之间的关系，即“科学家们在生活上粗心，在科学上专心，正是他们对科学有强烈的事业心的表现”。我着重赞扬了科学家的专心和强烈的事业心，指出他们生活上粗心正是由于对科学研究过分专心所造成的。

　　《中国青年》杂志以青年读者为主，所以我在文章中特别注意力求引人入胜、贴近青年。

　　——科学家们在生活上粗心，在科学上专心，正是他们对科学有强烈的事业心的表现。粗心与专心，像一对反义词，如水与火不兼容，如矛与盾相对立。奇妙的是，许多科学家常常兼具两“心”——既粗心，又专心。

　　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牛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确实是够粗心的了：有一次，他请老朋友吃饭。入席以后，他说去取一瓶酒，竟一去不返，害得那位老朋友等了半天也不见他的影子。原来，牛顿去取酒时，忽然想起了一种新的实验方法，竟跑到实验室里专心致志地做起实验来，把那位老朋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还有一次，牛顿牵着马上山，走着，走着，又想起了科研中的问题，手就松开了，放掉了缰绳。当他走到山顶，这才发现马儿跑了！牛顿的粗心，是生活上粗心，这种粗心，是由他对科学的专心引起的。牛顿在科学上确实是专心致志、兢兢业业的。正因为他把全部心血用在科学上，所以才在生活上显得那么大大咧咧，甚至丢三落四。

　　在科学家当中，像牛顿这样的不乏其人。爱因斯坦也是这样。有一次，爱因斯坦在一个桥头等候朋友，等着，等着，他陷入了沉思，连雨水湿了衣服都不觉得。他想了一会儿，就掏出纸条，记了下来。这时雨点打湿了纸条，他才发觉正在下雨。他赶紧把纸放进衣袋，却又沉思起来，忘记了冰凉的雨滴正打在他的脸上。

　　科学家们在生活上的粗心，常常被人们认为“怪”，甚至被称为“科学怪人”。其实，“怪人”不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怪”，往往是科学家们废寝忘食、通宵达旦钻研科学引起的。正如俗话所说：“一心不可两用。”他们的心思全部扑在科学上去了，自然对别的事情就显得漫不经心，心不在焉了。

　　法国科学家法布尔是个昆虫迷。从懂事起，直到92岁逝世，他一直如痴如醉地观察昆虫，研究昆虫。有一次，他趴在地上，用放大镜观看着蚂蚁搬死苍蝇。一连看了三四个小时，以至四周围满了人，有人骂他“怪人”、“戆大”，他都不觉得。还有一次，法布尔爬在一棵果树上，屏住呼吸观看着蜣螂的活动，直到树下有人大叫“抓小偷”，他才从昆虫王国的迷梦中惊醒过来。

　　英国科学家道尔顿是化学迷。他常常整年住在实验室里，累了睡，睡了做，生活非常简单。然而，一旦生活中的普通问题涉及科学，他立即会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有一年圣诞节，道尔顿买了一双棕灰色的袜子，送给母亲。母亲感到诧异，说这样大红色的袜子，给老年人穿太鲜艳了。听了母亲的话，道尔顿顿时对袜子的色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放下手头的化学实验，钻研袜子颜色问题，终于揭开了其中的奥秘：原来，道尔顿本人色盲，在他看来鲜红的颜色成了棕灰色。尽管世界上早就有色盲的人，可是谁也没发现自己是色盲，而道尔顿成了色盲现象的第一个发现者。人们曾经这样评论道尔顿：“他有美的简单品性和专一心思。这种品性和心思使他在科学上一直向前进。”

　　科学家们专心于科学，对生活总是从简从朴。爱因斯坦连会见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时，也不打领带、不穿袜子，觉得那样太费时间。同样，俄罗斯化学家门捷列夫在受到沙皇接见时，事先声明，请允许他随便穿什么衣服——平时穿什么，接见时就穿什么。

　　门捷列夫的衣服式样，是他自己设计的，口袋很大，便于放笔记本。至于是否“时髦”，对他来说无所谓的。牛顿的袜筒，常常缩到脚后跟，他毫不在乎。至于陈景润，他的鞋子经常忘了系鞋带，衣服纽扣没有扣齐……这种不注意生活细节，对于专心致志的科学家来说，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