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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19节:能打胜仗--捍卫组织的命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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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动比态度更重要——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善共事、干好事

解放军成员以农民为主体,这和我国的国情相关。我到部队后,常听基层指挥员说的一句话就是:革命是干出来的。解放军是所大学校,这所学校是宣传队、工作队,但首先是个战斗队。

作为竞争性组织,解放军培养骨干的经验是用鲜血换来的。建国后很长时间内没有战争,极端政治化、极端的政治建军思想逐渐影响到军队建设。训练少了,考核标 准变了。只看怎样说,不看甚至也没有机会看怎样做了。结果是军队的战斗力大大降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发生了一场边界战 争。战争一开始,解放军的损失很大。战争使大家明白,精神原子弹并不是可以时时爆炸,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需要能打胜仗来保障。因"文化大革命"间断了近十 年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更新又重新成为军队建设的主旋律。最重要的是,中国军队终于明白,要把做事放在首位,在做事的过程中考查、检验"政治合格"。

今天回忆起来我常常会纳闷:30多年前,党内某些人怎么会产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想?在这种思维下,国家的经济能发展起来吗?老百姓的日子能好起来吗?

企业本来是个竞争性组织,但我们的一些企业家、企业管理学者,却在企业中片面强调做人文化。在"要做事先做人"、"先做人后做事"的文化氛围下,员工做事 先问为什么,而不是去想怎样办。企业失去了创造价值这个核心,而成为一个权力场、权谋政治场。久而久之,企业自然失去市场竞争力。"要做事先做人"、"先 做人后做事"的口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我不是说"做人"不对,而是说,片面进行这种企业文化熏陶,人才最终会迷失奋斗的方向,组织会丧失应有的竞争 力。

战国时有个齐湣王,他常感叹国家缺乏人才。一天,一位谋士对他说:"我知道有个人对君王很忠诚,对父母很孝顺,对朋友很诚信,对邻里很和睦,这个人可不可 用?"齐湣王很高兴:"有这样的人,那太好了。"谋士又说:"但这个人遇到坏人欺负不会还手,只能忍受。"齐湣王立即说:"不行不行,现在正是战乱时期, 我需要勇敢的人。"谋士又说:"这个人之所以打不还手,是因为君王制定了法律,杀人偿命。他为了维护社会安定才这样做的。"于是,齐湣王陷入了两难的困 境。

这个人确实是个道德高尚的好人,但又是个"不作为"——缺乏创新、创效能力的人。作为企业,会用这种人吗?

对大部分人而言,在做人方面是不上不下的,会"做人"的圣人少,而品德败坏的小人也不多。大多数人都是有着七情六欲的"自由人"。不愿意承认员工是"自由 人",指望以领导的"做人"标准作为企业所有员工的行为准则,从而达到对员工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在领导的思维半径内思考和行动,这是领导对自己领导力不自 信的充分表现。做人的标准主观性强,而做事的标准客观性强。"先做人后做事"文化使员工养成一种做事看动机而不是看结果的思考习惯。在"动机"的揣摸下, 企业容易形成互不信任的内部文化。由于做人标准的主观性,给企业员工造成要处处表现自己会"做人"而不是"做事"的能力。

在以"做人"为第一标准而不是以"做事"为第一标准的企业中,人才的流失与庸才文化的风行也就在所难免了。为什么"做人为先"会造成庸才文化大行其道呢? 中国人科学思想的缺乏在企业管理中显得尤其突出,甚至有很多企业管理者认为企业管理只是艺术,"先做人后做事"恰恰符合了这种非科学管理的思想需求。

建立企业的做事文化,实际上是确立一种导向。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企业有一批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善共事、做成事的员工,这个企业就具有了竞争力。

卡耐基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年纪越大,就越不重视别人说些什么,我只看他们做了什么。中国谚语也有"一个行动抵一万句口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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