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 《我们内心的冲突》，本书讨论了人内心的主要的冲突类型和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分析并归纳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和倾向，指出了被这些冲突所扰之人旨在解决冲突的努力结果怎样导致失败并陷入恶性循环，提出了解决这些冲突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和设想。因此，即使读者已经从作者早期论著如《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初步接触了她的理论，但要真正认识、全面了解作者及其代表的学说，则只有在进一步细读她后期的成熟之作——《我们内心的冲突》之后才能实现。较之于《我们时代的神经人格》，不仅在理论上有重大的发展，而且达到了早期著作中鲜有的哲学的高度。

《我们内心的冲突》较之于《我们时代的神经人格》，不仅在理论上有重大的发展，而且达到了早期著作中鲜有的哲学的高度。

美国心理学专家卡伦·霍妮的这本论著，在现代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史以及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卡伦·霍妮（1885～1952）生于德国汉堡，就读于柏林，于191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从1914年到1918年，她在柏林一朗克维兹研究精神病学，并在1918～1932年期间任教于柏林精神分析研究院。为逃避纳粹迫害，霍妮于1932年赴美并在其后两年中担任了芝加哥市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长。1934．年她来到纽约，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院任教一直到1941年。该年，在她的发起下，精神分析促进会和全美精神分析研究院成立，她担任院长直至逝世。除了积极从事教学与精神治疗的研究和实践以外，她还是美国最权威的精神分析杂志的编辑、全美精神病学学会的成员；她经常为该学会撰写论文。霍妮的著述甚丰，主要有《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精神分析的新途径》、〈自我分析》、〈我们内心的冲突》等。
由弗洛伊德创始的精神分析，在近代和现代西方思想中具有突出的、独特的重要地位；但自从这一思想运动深入发展之时起，便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持不同见解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对弗氏的正统精神分析学或偏离，或背叛，这样，不仅开拓了精神分析的新领域，也从不同的全新的角度揭示了弗洛伊德思想固有的矛盾和缺陷。
其中，卡伦·霍妮作为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代言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对弗氏的学说作了重大的修正和批判。这主要表现在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氏的生物决定论。比如，人的内心冲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神经症状一直是心理学的主要课题，但在霍妮之前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少有人以科学的态度对之进行严密、细致的分析。有的心理学家即使触及到这一类问题，也未能作出较为中肯的、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比，书洛伊德就认为人的内心冲突是压抑与被压抑这两种力量之争，而强迫性内驱力则具有本能的性质，追求的是满足；总之，冲突的根源来自生物的、生理的因素。而本书作者认为，冲突发自于困扰人的内心的相互矛盾的神经症倾向，这些倾向的产生不仅可以归因于偶然的个人体验，更主要应归咎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后者归根结底决定着前者的特殊形式；这些冲突的出现表明一个人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发生了紊乱和失调，也就是说，冲突的根源在于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状态，与他的社会性——而不是生物性或动物性——生活密切相关。这样，作者使人重新回到他本来就生存于其中的社会这个背景之中，而不是把人孤立出他所属的社会文化环境，无视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只把人局限在像弗洛伊德的本能说那样一个极带片面性的狭小范围内。又比如，与弗氏的带有严重主观色彩的“里比多”理论不同，作者认为被弗氏看作“里比多”的那种东西实际上只是处于神经症冲突中的人对温情与友爱的渴求，其诱因是焦虑而不是性欲，其目的是在与人相处时得到安全感而不是性欲的满足。诚然，作者并不否认个人以往的体验所具有的意义，但她认为精神分析重心不应该是处处沿用的经验来解释现在的困扰，而应该是立足于当前在人的内心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帮助受困扰的人认识并改善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建设性指导而不是像弗洛伊德的那种悲观主义的决定论。
所以，这本论著不仅比它以前和同时代其他带主观唯心史观心主义局限的精神分析文工团献更明显的表现出客观的、唯心史观物主义的倾向，而且，较之于作者早期的论著（如〈我们时代的神经证人格〉）也更具实践的意义，更明晰、更系统，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