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武太后(4)

　　原王孝，是高宗的第二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武则天借故将他贬为遂州刺史。又过了六年，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五月，即故太子忠被杀的同年，皇子孝就死了，死因不明。也正因其早天，才得以逃脱武则天的毒手。

　　泽王上金，后宫杨氏所生，许王素节，萧淑妃所生，分别是唐高宗的第三子和第四子。武则天出于对萧淑妃的怨恨，当然更不会放过萧淑妃的儿子。不过，碍于高宗在世，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只是将泽王上金出为寿州刺史、许王素节出为申州刺史。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即武则天正式登基当皇帝的那一年，其时高宗已死，武则天再也不能容忍此二人继续活在世上了，便指使酷吏周兴诬告上金、素节谋反，将其二人捕至乐都。在城南龙门驿，派人将素节缢死；上金闻讯，自杀身死。同时杀掉了上金的七子、素节的九子，以求斩草除根。至此，高宗的四个非武则天所生子便被武则天斩尽杀绝，皇位继承权则非武氏子莫属了。

　　在陆续消灭高宗的四个儿子的同时，武则天一天也没有忘记报复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朝臣。她在登上皇后宝座的当天，就曾假惺惺地给唐高宗递上了一道表章，说：“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庭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资治通鉴》卷二百）这份表章是武则天反攻倒算的宣言，其志得意满之情溢于言表。这哪里是给韩、来二臣请功，这是黄鼠狼在给鸡拜年，它给了反对过武则天的朝臣们当头一棒。无怪乎韩瑗、来济见到高宗专门送给他们看的武后表章后，睡不安寝、食不甘味，连连向高宗上表，请求退位。他们心里很清楚，自己既然阻止过武则天当宸妃、当皇后，武则天是决不会放过他们的。

　　果不其然，武则天于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八月又利用许敬宗、李义府出面诬奏，将韩瑗贬为振州刺史、来济贬为台州刺史。同时，又再度把已经贬为桂州都督的褚遂良贬为爱州刺史，将柳夷由荣州刺史再贬为象州刺史。显庆三年（公元658年），褚遂良病死，年六十三岁。一代政治家、大书法家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武则天恨犹未已，追削褚遂良官爵，并将其子孙流放。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当武则天派去杀韩瑗的人赶到时，韩瑗已经病死在任所，年五十四岁。但来人并不罢休，他们开棺验尸，抄了韩瑗的家，亦将其子孙流放。来济也没有多活多长时间，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他又被改徙为庭州刺史。龙朔二年（公元662年），突厥大举进犯，来济情知武后难于容己，早晚要被杀掉，于是他故意不穿甲胄，只身冲入敌阵战死，时年五十三岁。

　　对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领袖、顾命大臣长孙无忌，武则天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但长孙无忌位高势隆，不同于一般的大臣，他又是高宗的舅父，有拥立高宗之功，高宗对之还是相当信任的。如永徽元年洛阳人李弘泰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连问都不屑问，便下令将李弘泰斩首。武则天深知这一点，她在对付长孙无忌的过程中是谨慎从事的。她首先引而不发，继而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打击。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武则天先设法将长孙无忌的中表亲高履行由太常卿外放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又将无忌的从父兄长孙祥由工部尚书外放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接着，又贬逐了与无忌一党的韩瑗、来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武则天感到向长孙无忌下手的时机已到，就指使许敬宗伺机诬告长孙无忌。恰在这时，洛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与监察狱史李巢相为朋党，许敬宗趁机将长孙无忌牵连进去，并把案情改为谋反。

　　国舅谋反，唐高宗起初并不相信，但经不住武则天与许敬宗等人的内外夹攻，他甚至还没弄清长孙无忌“谋反”的因由，便同意将长孙无忌削去官爵，流放黔州（今四川彭水），并立即发兵遣送。长孙无忌便这样被糊里糊涂地定了罪，当然，高宗内心大概也是赞同长孙无忌下台的，他有亲政的愿望，而长孙无忌的专权必然会引起他的不满。仅过了三个月，武则天又命大理正袁公瑜赴黔州，再次提审长孙无忌，无忌被逼投环自尽而死。

　　长孙无忌的垮台，导致存在了一百五十年的关陇贵族集团分崩离析，一时波及了不少人。长孙无忌的儿子附马都尉长孙冲被流放到岭外；他的从弟长孙知仁被贬为翼州司马；他的族子附马都尉长孙诠被流放于巂州，不久即被杀死；他的中表亲高履行再次由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降为洪州都督。褚遂良这时虽然已死，但其二子褚彦甫、褚彦冲也于流放爱州的路上被暗害。武则天还派人杀柳奭于象州，将无忌之从父兄子长孙祥绞死，流无忌之族弟长孙恩于檀州。凉州长史赵持满，工书善骑射，是个难得的文武全才，但只因他是长孙诠的外甥、韩瑗的姨蛭，就被诬以谋反罪杀掉。就连出身于北周八大柱国之一于氏的于志宁，虽然在废立皇后问题上唯唯诺诺，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但因其地位显赫、声望极高，也在劫难逃。武则天于流放无忌之当日，就用一个党附无忌的罪名，免去了于志宁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务，降为荣州刺史，不久又再降为华州刺史。

　　在武则天的大棒打击下，长孙氏、于氏垮了，柳氏，韩氏等也垮了，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瓦解了，李唐王朝的支柱坍塌了。在诸皇子、众大臣的血泊中，武则天的地位得到了空前巩固。这时，她感觉到，需要名正言顺地光耀门庭，抬高武氏的地位了。于是，武则天终于下令，将原来的《氏族志》用《姓氏录》来代替。

　　《氏族志》是唐太宗时修的，是唐太宗针对魏晋南北朝时“官有世胄，谱有世官”（《新唐书·柳冲传》）的旧氏族门阀制度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唐太宗亲自指示，新修的《氏族志》“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高士廉传》）。《氏族志》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春定稿，由唐太宗明令颁示天下，共收入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姓分九等，计百卷。《氏族志》以官爵排列门第等级，改变了以往纯以郡姓区别门第高下的做法，抑制了旧门阀，比较符合当时新旧士族阶级变化的实际状况，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时隔二十一年，武则天为什么又要将《氏族志》改为《姓氏录》呢？原来《氏族志》中没有武家的地位，这显然使武则天大为恼火。许敬宗投其所好，提出重修《氏族志》，而李义府更因为《氏族志》中他家的地位不高，拼命鼓吹重修。显庆四年六月，在武则天的授意下，唐高宗正式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姓氏录》共包括二百四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人书限”（《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姓氏录》按本朝官品高下分为九等，武氏被列为第一等。《姓氏录》修成后，李义府奏请将全国所有《氏族志》悉数焚烧。其实，《姓氏录》比《氏族志》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只不过使士族的队伍更加膨胀，同时极大地提高了武氏家族的地位罢了。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正月，志得意满的武则天与唐高宗一起从洛阳出发，衣锦还乡。三月，在并州文水县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武氏家庭的成员、亲朋故旧及街坊四邻等很多人都被请到皇帝的行宫，妇女也在内殿受到热情的款待。全并州八十岁以上的妇女都被授为郡君，武则天的荣耀达到一个新的顶点，她虚荣的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难怪有人说，富贵不还乡，如衣缔衣夜行耳。

　　就在这年的十月，武则天手中掌握的权力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她成为皇后的两年后，因为唐高宗患风眩头疼，眼睛看不清东西，便“隔日视事”，有时开始让武则天参政。至此，她正式受命“决百司奏事”。由于高宗的懦弱，又由于高宗的体衰，这个偶然的机会导致了武则天上台执政。武则天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开始正式过问政事。而当武则天一旦接触到封建皇帝那无边无际的权力，就像磁石吸铁一样，被死死地吸引住了。她的心灵在震颤，她再也不肯放弃已到手的权力。并且，她掌握权力的欲望就像吸足了水的海绵一样一天天在膨胀。而且永远没有尽头。

　　一场新的权力之争又要展开了。这次，她的对手已不再是王皇后、长孙无忌等人，而是自己的丈夫以及亲生儿子，因为，武则天所追求的，已不再是安享皇后之荣崇，而是要革命，要革掉整个李唐王朝的命。

　　“含风殿唱小秦王，短发重歌武媚娘”（袁枚《武后陵》诗）。武则天的航船，已经鼓满了风帆，在权力的海洋中遨游，驶往那武周帝国的彼岸……

　　六、两摘黄台瓜

　　种瓜黄台下，瓜熟了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

　　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

　　——《旧唐书·承天皇帝倓传》

　　这首著名的《黄台瓜辞》，是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章怀太子李贤写的。李贤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被立为太子后，始终提心吊胆，害怕母后武则天对他下手，因此做了这首《黄台瓜辞》，命乐工歌唱，向武则天暗示，如果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杀掉，对武则天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

　　原来，武则天除了向高宗的四个皇长子开刀外，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放过。她先后杀死了亲生的长子太子弘、次子章怀太子贤；其三子李显及四子李旦只是因为年纪小，便于操纵，才幸免于难。对于这件事，有些人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原因很简单。天下是李唐王朝的天下，它只能由李氏子孙来继承，武则天要想亲自上台执政，则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李氏子孙都是她登基的障碍，只有把他们一一除掉，才能代之以武家王朝。特别是长子李弘、次子李贤均早已成年，而唐高宗的身体状况又不佳，如果高宗死后，由李弘或李贤继位，那么武则天非但当不成皇帝，甚至连她已经到手的权力也会失去，因此，除掉李弘乃至李贤，对于武则天来说，是势在必行的。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身为太子的李弘偶然见到了义阳、宣城二公主，她们因系萧淑妃所生，一直被关在后宫，已经三十多岁了，还不能出嫁。太子弘将此事禀告了唐高宗，请求将两个公主嫁出去，唐高宗应允了。武则天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她虽然即日打发二公主下嫁与翊卫权毅和王遂古，但同时便派人将太子弘毒杀于合璧宫。其时，唐高宗正准备将帝位禅让给太子弘，而武则天恰恰在这时毒死太子弘，恐非偶然碰巧，这位二十四岁的皇太子不过是武则天与唐高宗争夺政权斗争中的牺牲品。太子弘死后，唐高宗非常伤心，下令为他营建恭陵，以天子之礼殡葬，并亲自为他作了《睿德纪》、自书于碑石，树于陵侧。唐高宗与武则天对待太子弘之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了二人之间已经产生了深深裂痕。

　　太子弘死后，唐高宗于同年六月，立武则天生的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聪明好学，处事果断，曾召集当时一些著名学者注解范晔的《后汉书》，于仪凤元年（公元676年）进上，受到唐高宗的亲自褒奖。武则天立刻感到，这位太子是她的潜在危险，如果高宗死后由这个聪明能干的太子即位，那她要继续把持朝政恐怕是相当困难的。因此，随着高宗身体的日益恶化，武则天也加快了她翦除太子贤的步伐。武则天一面派宫人四下散布，说英王李显（武则天第三子）是相貌长得很像太宗，又说李贤不是武则天所生，而是武后之姊韩国夫人所生，使李贤惴惴不安；一面又为李贤撰《少阳正范》及《孝子传》，并多次作书指责太子贤，使其无所措手足。

　　调露二年（公元680年），以符咒之术深得武则天宠信的正谏大夫明崇俨被人杀死，武则天怀疑是李贤主使的，便借口于东宫马坊中搜出数百领皂甲，命中书侍郎薛元超、黄门侍郎裴炎等诬太子贤欲谋反，将李贤废为庶人，幽禁起来。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又将李贤流放巴州（今四川巴中县）。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在武则天即将登上皇位之际，为了除掉后患，她特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劫前往巴州，将李贤囚于别室，逼其自杀。李贤死时年仅三十二岁，至今四川巴中县尚有李贤的衣冠冢及太子读书台等遗迹，当地人民还十分怀念这位博学多才的太子。

　　李贤一死，去掉了武则天的一大块心病，但她表面上却假意追赠李贤为雍王，并将逼杀太子贤的丘神勣贬为叠州刺史，但过了不久，又重新任用丘神勣为左金吾将军，这真是欲盖弥彰。中宗李显复位后的神龙二年（公元706年），李贤的棺柩才由巴州迁回，陪葬乾陵。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唐睿宗李旦追封其为“章怀太子”。其墓在今乾陵东南约三公里，考古工作者于1971年至1972年对该墓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土随葬品六百多件，墓中的“打马球图”、“客使图”、“观鸟捕蝉图”等大型壁画使中外游客叹为观止。

　　李贤是在唐高宗去世后仅仅三个月被杀的，也就是说，终唐高宗之世，武则天还没能杀掉李贤，而只是把他贬至巴州，这件事意味着，唐高宗保护过李贤，使武则天迟迟不能下手。因为唐高宗要维护李唐王朝，而武则天要废唐立周，所以他二人之间的矛盾是必不可免的。他们之间，曾有过一段和谐时期，那是在武则天立后之前。当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他们之间的争斗就上升为主要矛盾。

　　武则天成为皇后之后，并不满足于仅仅在后宫行使她的权力，她在排斥了诸位皇长子及长孙无忌等大臣后，便积极参预朝政。一旦登上了政治舞台，武则天就急不可待地要独揽君权，因此就不免嫌这位多病的高宗有些碍手碍脚了。对于唐高宗来说，他之所以力排众议，执意立武则天为后，不仅是因为武则天美貌，还在于她善于揣摩自己的心意，一向曲意奉迎，取得了他的欢心。怎料到武则天参政以后，竟不把唐高宗放在眼里，连高宗决定的事，还需征得武则天的同意，由此，高宗的不满也与日俱增。二人之间的合谐已成过去，只保留着一种表面的平静，而暗地里的斗争却愈演愈烈。

　　唐高宗与武则天的矛盾首先表现在李义府的身上。李义府是个阴险狡诈的人，据《旧唐书·李义府传》载：“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就是这样一个口蜜腹剑的家伙，只因谏立武则天为后有功，官职步步高升。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李义府任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又以李义府兼中书令。

　　李义府仗着武后的权势，任意胡作非为。“中书令李义府有宠于上，诸子孩抱者并列清贵。而义府贪得无厌，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其门如市，多树朋党，倾动朝野。”唐高宗为稍示惩戒，于显庆三年（公元658年），趁他与中书令杜正伦不合之机，将李义府贬为普州刺史，“是时义府虽在外，皇后常保护之”（《资治通鉴》卷二百）。显庆四年八月，武则天在刚刚将长孙无忌等人流放后，便立即把普州刺史李义府升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正月，又任李义府为右相。